十八世纪工业文明开启,发达国家开始无所顾忌地追求经济增长,随后其它非发达国家也枝附影从。不可否认工业文明带来了更高的经济发展水平,但大规模的工业发展也导致了全球性的生态环境问题。伴随着发达国家步入后工业化阶段和强化环境治理,至20世纪80年代这些国家的生态环境已开始整体向好。然而,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得益于四十年改革开放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全球第一大贸易国的同时,也随之成为全球资源消耗和污染排放大国,自然生态俨然已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发展质量提升的核心因素之一。十九大指出中国经济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毋庸置疑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转变对资源利用、环境保护以及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2018年,四川省委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要大力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实现全要素生产率稳步提升,缩小区域发展差距,推动四川省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正如《四川省十三五环境保护规划》所述,四川省生态环境状况离全面小康有较大差距,尤其成都平原经济区大气污染严重,生态环保与经济发展任务任重道远。因此,为推进四川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本文依据四川省的面板数据,采用基于SBM方向性距离函数的全局参比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测算四川省18个地级市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并进行比较分析和分解分析,进而通过变异系数指标、泰尔指数指标和横截面回归模型、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以及系统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研究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内在演进趋势和外在影响因素作用,结论如下:(1)近十年来,在资源环境约束下四川省整体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呈下降趋势,经济发展不具有可持续性。四川省内部三大经济分区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水平均偏低,呈现出川西地区和川南地区高,川东北地区较低的格局,区域差异较明显。分解分析表明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主要源于规模技术变化,其次是纯技术变化。(2)内在演进趋势研究表明:四川省整体及其内部三大经济区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收敛现象直观上不明显;整体差异主要来源于成都平原经济区内部的地区差异,成都平原经济区区域收敛是全省区域收敛的核心因素,川东北经济区呈现出“俱乐部收敛特征”;除川南经济区以外,四川省整体、成都平原经济区和川东北经济区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差异变动均表现出“追赶效应”;全省及其内部三大经济区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差异变动趋势均与特定条件有关,都会各自朝着自身稳定的状态发展。(3)外在影响因素研究表明:经济发展水平和外资利用水平对四川省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表征产业结构的第三产业占比指标的促进作用不显著;环境规制强度和科技投入强度呈现显著的负向作用;动态面板回归估计结果也同时说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污染天堂假说”以及“波特假说”在四川省均不成立。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四条核心政策建议:(1)强化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提升的基础,引领区域绿色发展。包括以协同创新优化中小企业为主导的产学研合作结构、强化财税政策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引领作用以及组建创新人才队伍。(2)加大外资引进力度的同时,积极引导外资流向绿色产业。通过多种方式鼓励外资流向有利于资源综合利用以及环境污染防治的新技术和新设备(3)构建政府管控与市场激励等多元化的环境规制制度体系。例如设计合理的、动态的环境规制工具、完善排污权和碳排放权交易等。(4)平衡成都平原经济区内部的外资利用水平以及实施差别化的财政、资源集约利用和污染排放规制等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