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有着“学科成立宣言”之称的那篇著名论文里,霍尔姆斯为翻译学拟定了两大主要目标:1按照我们在经验世界中所观察到的翻译(translating)及翻译作品(translation(s))的现象对其进行描写;2.建立能够对这些现象进行预测和解释的普遍原则。前者属于描述性翻译研究,后者属于理论性翻译研究。本文试图把英美语言哲学意义理论这个“他山之石”作为普遍原则,对语际转换的可译性问题、等值问题、翻译策略/方法问题以及原作理解问题等进行再度解释,对如何看待翻译理论进行再度解释。哲学是“解释的解释”,是“科学的科学”,其特有的性质能为我们打磨翻译学这块“新玉器”提供新视角,能为译学研究注入新活力,选择“英美语言哲学意义理论及其对翻译的启示”作为论题,即是这方面的一个尝试。本文试图在文献细读的基础上,采取描写、分类、比较以及论证(演绎论证、事实论证和道理论证)的方法,对英美语言哲学意义理论进行比较系统的梳理,在此基础上挖掘其译学价值,并主要以文学翻译为例进行了论证。全文分为绪论、正文和结语三个部分。绪论部分对本选题的缘起与意义、研究现状、研究方法以及论文架构进行了介绍。正文合计五章,分别探讨了不同语言哲学家的意义理论及其对翻译的种种启示。第一章“语言、意义理论与翻译研究”:本章首先对哲学的语言转向、语言哲学的界说、特点进行了介绍,然后重点介绍本论文所涉及的英美语言哲学、其研究趋向及代表性人物,目的是限定本论文的研究范围、为整篇论文的分类阐述奠定基础,最后,总结归纳了意义理论与翻译研究的共同关注点,对意义的同一性、意向性、语用性及符号性的共同关注使我们借鉴“他山之石”成为可能,本论文之所以从意义的“指称论、观念—意向论、语用论、符号论”这四个方面探讨意义理论之于翻译的启示,即是以意义理论与翻译研究的共性为基础。第二章“意义的指称论与翻译”:本章重点梳理了弗雷格、蒯因和普特南的意义理论,并在此基础上论证了其意义观之于翻译的启示。弗雷格认为,符号的涵义决定其所指,反映客观世界的涵义具有客观性,它不随认知主体的变化而变化,这种“客观涵义”具有共享性和普适性,不过,符号的涵义又具有主观性,相同的符号在不同人心目中会产生不同的“意象”。因此,符号之间的差异实际上涉及三个层次:第一、意象;第二、涵义但不涉及所指;第三、所指。将上述理论用于分析翻译问题,即可得出以下三点:1.涵义决定所指,只要不背离原文所指,就是等值的翻译;2.符号的客观涵义所具有的普适性和共享性是可译性的基础:3.符号意象与语词关系的不确定性以及人类意象的相似性诠释了诗歌之不可译和可译;而尽量复制诗歌的意象是可资借鉴的译诗原则。蒯因是意义的怀疑论者,他认为意义是不确定的,决定意义的是人本身的经验,因此,任何本体论承诺都是相对的,意义仅存在于整体之中,而观察意义的基本单位是整个科学体系。蒯因的意义怀疑论破解了存在“唯一正确翻译”的神话,借鉴其怀疑论中所折射的本体论承诺和整体论思想,即可推导出以“所有翻译理论作为一个集合体共同面对经验法庭”为核心思想的“整体主义翻译观”。普特南认为,个人的心理状态或涵义不能完全决定语词的指称,对指称的确定有着重大影响的是语言劳动分工和环境。语言劳动分工的观点佐证了合作翻译的科学性,而客观环境对语词意义的决定作用要求我们在翻译时不仅要重视意义的移植,还要重视语境的移植。第三章“意义的观念论与翻译”:本章解读了格莱斯、塞尔和戴维森的意义理论,并在此基础上论证其意义观之于翻译的启示。格莱斯在区分自然意义和非自然意义的基础上,建立起会话含义理论,提出了著名的“合作原则”。这就要求我们从文学文本的字面意出发去扑捉产生文学效果的“说话者意义”,选择以直译或直译加注的方法忠实传达原文的字面意义,让读者在“文字游戏”的恍然大悟中获得类似于原语读者阅读原作时的艺术体验。同时,格莱斯的合作原则还可作为翻译质量评估的一个参照模式,从量、质、关联和方式上衡量译文是否与原文保持一致。塞尔认为,语句的表征能力源于心灵的意向性,心灵有意向性地把心理状态得以满足的种种条件赋形于语言(文字或语音),语言因此获得“意义”。由于前意向背景对意向状态的制约,一个特定意向只能是它所是的那种意向。从意向性的视角来看,翻译的过程也就是译者寻求与原作者的意向性相契合的过程,这就决定了译者在理解原作时,始终要兼顾语言规则和作者意向这两个因素。不过,明了作者意向性的译者,若是选择尊重原作者的意向性,则会通过对意指方式的翻译来复制原文的字面意义;若是选择对原作者的意向性加工改造,则会追求形变而神似的创造性翻译。戴维森从意向维度的客观性出发,把一个句子的意义与经验世界的“真”相联系,借鉴塔斯基外延性的真之定义“约定T”构建了适合自然语言的成真条件意义理论。不同语言可以表达相同的、客观的真之概念,而共享客观的真之概念是语言交流的基础,也使翻译成为可能。同时,语句意义的成真条件为翻译中的“信”和“真”提供了一种更为客观、更为直观的解释。在翻译实践中,以共享客观真之概念必须坚持的宽容原则和整体论原则为指导,才能真正践行利科所倡导的“语言友好”。第四章“意义的语用论与翻译”:本章解读了维特根斯坦(后期)和奥斯汀的意义观,并在此基础上论证了其意义观之于翻译的启示。后期维特根斯坦认为,语言像游戏一样,都受规则的制约——它服从于那些产生于各种生活活动之中的规则,服从于语言游戏的规则。语言游戏是生活形式的组成部分,家族相似是语言游戏的共有特征。语词在语言游戏中展现其意义,语词在实践中的用法就是它的意义,因此意义即使用。把翻译置于语言游戏的框架下,我们就应该从语言游戏中展现的生活形式去理解原文、再现原文,把用途对等作为衡量翻译的标准,而作为语言游戏的翻译也只能追求“家族相似”意义上的功能对等,即相对等值。奥斯汀认为,意义寓于言语行为之中,一个言语行为通常包含三种赋义于形的行为:以言表意行为、以言行事行为和以言取效行为。其中,以言行事行为构成了指称、意义、意向以及效果的叠区,语言各层次的意义都与“以言行事的力量”密切相关。受奥斯汀言语行为意义观的启发,笔者提出了对翻译有实用价值的两种模式:“(言语行为)手段→(言语行为)目的”的理解模式和“(言语行为)目的→(言语行为)手段”的翻译模式。并指出,“语用等效”作为一条原则,对翻译实践有着具体指导作用,而“语用等效”作为一条标准,则把以“真”或“信”为基础的传统等值观提升到言语行为层面,从客体文本间的“抽象”对等上升到原言语行为与目的语言语行为之间的对等。第五章“意义的符号论与翻译”:本章梳理了皮尔斯、莫里斯、奥格登和理查兹的符号学意义理论,并在此基础上论证了其意义观之于翻译的启示。皮尔斯认为,符号、对象和解释项共同构成符号的三元,符号由对象所决定,符号以对象为媒介物作用于符号接收者的心灵,产生解释项,符号、对象和解释项共同参与符号的意指过程,三者的相互作用促成了意义之生成。解释项是在符号的意指过程中创造出来的,因此,符号的意义生成始终是动态的,符号的无限衍义始终潜在地存在。如果没有用另一个符号来解释或翻译某种符号,那么某种符号的意义就无法生成,因此,译者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正确认识到语言符号所代表的实际对象(意义),而符号的无限衍义说明翻译只有相对对等,没有绝对对等。莫里斯将符号的意义归于三种关系的总和:符号与符号的关系、符号与对象的关系及符号与符号使用者的关系。这三种关系分别对应于言内意义、指称意义和语用意义。意义的三个层次意味着,对原文意义的翻译,实质上就是对原语符号文本的言内意义、指称意义和语用意义的翻译,而翻译对等也应该是这三层意义上的对等,“三对等”之叠加构成真正意义上的对等翻译。奥格登和理查兹认为,符号必须通过思想才能与所指对象建立联系,获得意义。他们在此基础上提出的符号运用六原则对翻译具有方法论上的指导作用。同时,他们还提出了意义的十六条定义,十六条C组十条意义定义与符号直接相关,用这十条来审视翻译,翻译就是符号发出者的意义与符号解释者的意义的对等转换。用“符号三角”来解释翻译的这种对等转换,就是要力求从“所指”所涉及的两个方面的意义关系上寻求“能指”的对等转换,经过转换过后的两种“能指”,尽管有着不同的形态载体,却指向同一个“所指”。因此,翻译中的对等就表现为符号在“所指”上的一致性或连贯性。在谋求对等转换时,译者要在甄别符号的逻辑意义和非逻辑意义的基础上,选择恰当的翻译方法,或直译或意译,或者是在直译与意译这两端之间寻求最佳的翻译方法。结语部分对上述意义理论之于翻译的启示做了概括性总结:语言哲学意义理论加深了我们对翻译的认识,翻译中的永恒主题——可译性、等值等效、翻译的标准/本质、翻译的策略、方法以及如何通达对原作的理解等问题——在意义理论的视角下得到了多维度的新解读和新诠释。同时,结语部分对本论文的意义也作了简要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