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经济全球化的纵深发展，国内外学者已经从贸易强度、产业内贸易等角度对经济周期的国际贸易传导机制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然而事实经验与理论逻辑表明，外部冲击的跨国境传导与国际贸易的发展程度相关。进入20世纪后半期，随着贸易、投资自由化的发展以及运输、通讯成本的下降，垂直专业化生产和贸易成为越来越普遍的现象。垂直专业化生产和贸易体系下，贸易统计具有“放大”效应，这种“放大”效应在危机冲击下，必然表现为“超调”式的贸易波动。区别于传统贸易传导机制的垂直专业化生产与贸易在贸易波动和经济周期传导中的角色到底如何？为此，本文展开了详实的研究。　　首先，结合中、日、美、英等国2008-2009年金融危机中贸易波动的特点，通过借助David Hummels，etal.(2001)提出的“垂直专业化比率”(VSS)这一指标，同时对OECD投入产出表中的部门分类重新进行了集结，本文测算了这些国家产品生产部门、服务业以及各产品生产部门、服务业子行业参与垂直专业化分工的程度，从而对各国面临危机冲击时货物贸易波动和服务贸易波动存在的差异进行阐释。　　其次，伴随着垂直专业化的发展，中间品贸易和垂直对外直接投资日益增加，本文致力于从中间品贸易和垂直对外直接投资两个层面探讨了垂直专业化、贸易波动与经济周期协动性的理论关系。同时，基于Ariel Burstein，etal(2008)构建了一个包含两个国家的模型来分析垂直专业化对经济周期传递的影响。　　再次，基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垂直专业化生产和贸易的快速发展，在东亚地区形成了以日本和四小龙为零部件供应方，中国作为最主要加工装配基地和出口平台向美国、欧盟等西方发达国家出口最终产品的三角贸易模式，本文以中国、日本、美国和EU7（包括比利时、德国、法国、意大利、荷兰、西班牙、英国）10个国家为研究样本，通过构建一个双边垂直专业化程度的测度指标，对垂直专业化与经济周期协动性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　　在此基础上，考虑到日本在垂直专业化分工中的特殊地位，围绕日本的研究才能将三角贸易关系表现的垂直专业化与贸易波动之间关系分析得更为清晰，本文以日本为分析对象进一步阐释了垂直专业化下日本贸易在2008-2009年金融危机中出现的“超调”式波动和经济周期的协动性，从而使得对垂直专业化下贸易波动与经济周期协动性的探讨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理论与经验体系框架。同时以信息通讯技术(ICT)产品为研究对象，通过实证分析具体量化了美国从中国的最终产品进口发生波动会引起的日本对中国中间产品出口发生的波动幅度。　　最后，本文对垂直专业化生产体系下中国对外贸易面临的挑战进行了分析，依此对中国对外贸易健康发展提出政策建议。主要政策建议包括如下:正确理解垂直专业化生产体系的“双刃剑”特性，重视服务贸易和传统货物贸易在缓冲危机冲击与平缓经济波动上的积极作用;重新思考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意义，谋求相对稳定的出口市场，同时积极开拓内需市场;转变贸易发展模式，加快实现外贸内生型增长;重新衡量贸易保护的实际成本，积极参与国际政策协调，寻求不同领域的有效合作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