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代理问题的存在,现代企业的经营往往会与最优目标偏离,公司治理应运而生。在当前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经济背景下,提升上市公司治理水平以及投资效率对于增强企业竞争力具有重大意义。因此对企业投资效率问题的探讨成为近年来学界、业界和政界各位人士关注的焦点。伴随着中国公司治理实践的不断进步,企业投资行为相比以前更加趋于理性,整体的投资效率得到明显提升。与此同时相关理论研究也在不断发展。不少学者研究了公司治理对非效率投资的影响,但鲜有关于公司治理对企业投资效率影响的研究。因此,本文即研究公司治理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我们认为,企业投资效率的高低包含了“量”和“质”两个方面。“量”的方面指实际投资规模与最佳的预期投资规模偏离的程度,即非效率投资；“质”的方面是指一定的投资支出在投资回报上的差异性反映,即投资项目的执行效果好坏。为了全面地探究公司治理变量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本文从“量”的角度和“质”的角度进行检验。在从“量”的角度进行分析时,首先采用改进的Richardson的非效率投资检验模型对样本的非效率投资进行了定量分析,然后在此基础上从三个层面指标着重考察公司治理对非效率投资的影响。在从“质”的角度进行分析时,重点关注公司治理是否对投资支出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具有调节效应。本研究选取的样本来自在A股上市的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研究结论主要有：“一股独大”的现象没有从根本上转变,股权制衡未能起到提升投资效率的作用；高的股权集中度和国有控股都不利于提升投资效率；董事会规模在适度时才能有效地促进投资效率提升；董事会持股比例对投资效率没有直接显著影响,但董事与总经理兼任时持股有利于形成激励作用；独立董事对提升投资效率没有显著影响,未能有效发挥监督作用；管理层股权激励有利于提升投资效率,但与业绩不挂钩的薪酬计划存在明显的代理问题,没有显著的激励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