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论文的目的是回答两个问题：一，如何解释90年代以来中国的群体性事件大幅度增加?二，如何解释有的群体性事件成功，有的群体性事件失败?论文使用的理论框架是在西方兴起于70年代的政治机会结构理论。该理论假设社会经常存在许多的不满情绪，但不一定经常存在抗议活动，并且，该理论强调行动者的理性抉择过程，认为人们发动群体性事件是在衡量了各种解决问题的途径的利弊以后，做出的一个理性选择。　　 论文发现，中国对于抗议活动的政治机会确实打开了，足以解释群体性事件在数量上的上升。主要的体现包括：一，地方政府应对群体性事件时的策略(镇压不力、经常给予抗议者好处)给抗议者创造了政治机会；二，多层级政府和信访制度在新时代的结合，让抗议者可以在各级政府之间找到精英分裂点，因此抗议的政治机会也增加了；三，市场化带来的诸多变化(单位制度瓦解、自由市场经济资源丰富)给人民带来很大的行为自主性，也限制了国家的社会控制能力，因此给抗议活动创造了政治机会；四，通讯的发达一方面让抗议者之间可以建立社会关系网络、培养信任，让抗议者可以较轻易找到动员平台，另一方面，帮助抗议者认识现今的形式，知道政治机会结构的最新情况，这两方面都对抗议者有利。　　 另外，论文还验证了影响群体性事件成败的几个因素，发现：一，人多的群体性事件比人少的群体性事件容易成功，而且人数每上升一个位数(百至千，千至万)，群体性事件成功的概率就增加9.9％；二，暴力的群体性事件比和平的群体性事件容易成功，使用暴力可以让群体性事件的成功率提高13.5％；三，我们无法论证赫尔斯特关于东北省份和东南沿海省份群体性事件更容易成功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