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三农”问题历来是我国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它关系到国民经济的全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一直保持快速增长，农业和农村经济也取得了显著成就。但是，与国民经济相比，农业和农村的发展相对是比较滞后的，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差距至改革以来基本呈不断扩大趋势，这已成为学术界和政府部门关注的重要问题。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发展缓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就农业生产本身而言，最主要的是要素投入不足，特别是农村公共投资明显不足。因此，研究如何增加对农村地区的公共投资，确定重点投资领域，是一个紧迫而现实的问题。此外，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农村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非农部门转移是一种必然趋势，农业劳动力的非农转移对于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影响也极为深刻，这种转移为贫困地区稳定脱贫积累了物质、资金和技术资本，成为贫困地区摆脱贫困的重要手段。20世纪80年代初期以来，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向非农产业大规模转移，从而在农村居民收入的发展趋势中，非农收入在农户中占有越来越大的比重，构成近年来农民收入增长的主体部分，而非农收入主要来源于非农就业，所以，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已经成为促进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调整农民就业结构是增加农民收入的根本，大规模转移农村劳动力是解决农民问题并最终解决农业问题的关键。农村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调整的前提是非农产业的发展，不断创造出大量非农就业机会，将农业劳动力吸纳到非农就业岗位，不断降低农业就业劳动力的比重和数量。虽然不少研究都对我国的农村公共投资、农业生产率以及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问题进行了理论和实证研究，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但很少有研究同时考虑公共投资对农业生产率和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影响，特别是公共投资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影响。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建立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在此基础上具体考察农村公共投资对农业生产率和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影响方向与影响程度，比较不同类型公共投资的作用差异，并将农业部门和非农部门的内在联系定量化，从而考察农村发展水平，为政府有关部门科学制定农村地区公共投资的相关政策措施提供决策参考依据，促进我国农村地区社会经济协调快速发展。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和基本结论如下：第一，公共投资对我国农村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积极作用，但目前农村地区的公共投资还存在总量不足和结构不合理两大问题，这应引起政府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理论研究和经验分析均表明，公共投资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对农村地区而言更是如此，特别是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农村地区的发展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我国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本文对1980-2003年我国农村公共投资的现状及其对农村经济发展的作用进行了分析，统计分析结果表明，公共投资是推动农村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这一结论与许多研究中国农村佘共投资作用的文献是一致的。因此，进一步加大对农村地区的公共投资力度，并逐步调整和优化投资结构，对农村地区的可持续发展是十分必要的。第二，我国农业生产率在1980-2003年期间以年均3.9％的速度在增长，但不同地区农业生产率的增长存在一定差异，且我国农业生产率不存在σ收敛，存在绝对β收敛和条件β收敛。生产率的不断增长是农业持续增长的根本动力。本文以我国大陆地区28个省为分析对象，使用微观层次的农产品成本收益数据，采用非参数Malmquist指数方法估计了我国农业生产率的增长率，并将其分解为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研究结果发现，我国农业生产率的平均增长率为3.90％，保持了较快增长，而这一增长主要是由于技术进步水平的提高。同时，我国农业生产率的增长在不同地区存在一定差异，为了考察这种差异的变化趋势，我们进一步对我国农业生产率的收敛性进行了检验。基于新古典模型的分析结果表明：我国农业生产率不存在σ收敛，但存在绝对β收敛和条件β收敛，其收敛速度分别为3.2％和5.2％。而面板数据单位根方法的研究结果则表明，在考虑了时间和省份特殊效应、序列相关等因素的影响后，我国省际农业生产率存在显著的条件性β收敛。为了进一步检验这一结果的可靠性，我们同时运用面板数据单位根检验的新的理论进展和方法再次对其进行检验，结果发现，条件性β收敛仍然显著存在，表现出良好的稳健性。第三，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已成为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一大特征，在农民收入中所占的地位和作用日益重要，且农业就业人口与农村地区非农部门就业人口的比率呈显著的下降趋势，农村劳动力从事非农就业的机会不仅在增多，而且在不同地区之间也正趋于一致。本文的一般描述性统计结果发现，1980-2003年期间，我国农业就业人口与农村地区非农部门就业人口的比率呈不断下降趋势，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农业就业人口与农村地区非农部门就业人口的比率也呈不断下降趋势，且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农村劳动力就业结构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偏离程度也呈不断缩小的趋势。这种变化趋势表明，随着我国农村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农业生产率水平有了显著提高，农村劳动力得以从农业生产中释放出来，有越来越多的机会从事非农活动。特别是乡镇企业的崛起和发展，对我国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就业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并将在今后继续发挥重要作用。我们进一步采用面板数据单位根方法对我国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变化趋势进行了严格的计量检验，结果发现，在考虑了时间特殊效应、省份特殊效应、序列相关等因素的影响后，我国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存在条件性β收敛。第四，我国农业生产率和非农就业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非农就业水平的提高会促进农业生产率的增长，而农业生产率的增长反过来会进一步提高非农就业水平；公共投资对农业生产率和非农就业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不同类型的公共投资对农业生产率和非农就业的影响存在一定差异。理论研究和经验分析均表明，公共投资对农村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本文在分析我国农业生产率和农村地区劳动力非农就业现状的基础上，使用省级层次的宏观数据，采用动态广义矩方法(GMM)检验了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并在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下，通过构建联立方程模型，比较系统地分析了公共投资对农业生产率和非农就业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农村地区劳动力非农就业水平的提高对农业生产率的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灌溉投资、电力投资、教育投资、农业科研投资和道路投资对农业生产率的增长均表现出显著的正向影响，但以上各类公共投资对农业生产率增长的影响存在一定差异；农业生产率的增长对农村地区劳动力非农就业水平的提高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灌溉投资、电力投资、教育投资、农业科研投资和道路投资对农村地区劳动力非农就业水平的提高均表现出显著的正向影响，但以上各类公共投资对农村地区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影响存在一定差异。第五，我国农村发展水平以及东中西部地区农村发展水平均在不断提高，且各省农村发展差距以及东中西部地区农村发展的内部差距均存在条件性β收敛。本文通过扩展农业部门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将农业部门和非农部门有机地联系起来，构建了基于农业生产率指数和农村地区劳动力就业结构的农村发展指标，以此来衡量我国农村发展水平及其变化状况。对农村发展指标的估计结果表明，由于农业生产率水平的普遍提高，以及农业就业人口与农村地区非农就业人口比率的持续下降，我国农村发展水平以及东中西部地区农村发展水平均在不断提高，但东部地区农村发展水平显著高于中西部地区，而中部地区农村发展水平仅略高于西部地区，且东部和中西部地区之间的农村发展差距有逐渐扩大的趋势。为了进一步考察我国农村发展地区差距的变化趋势，我们采用面板数据单位根检验的不同方法对其收敛性进行了严格的计量检验。检验结果显示，在考虑了时间和省份特殊效应、序列相关等因素的影响后，我国各省农村发展差距以及东中西部地区农村发展的内部差距均存在条件性β收敛。提高我国农村发展水平，缩小农村发展地区差距，不仅要重视农业生产率水平的提高，还需要促进农村地区劳动力就业结构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