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财政绩效最优化是各国政府追求的目标。公共财政的传统理论强调通过制度和道德机制来约束政府的财政行为,以确保政府实现良好的财政绩效。“道德约束”的出发点是劝导或强烈建议政府遵守一些基本财政规范。严格实现政府年度财政收支平衡是最古老的准则。通过道德和制度力量约束政府财政行为的认知,对现实中公共财政运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并为人们所普遍接受。正是主要基于“需要约束政府财政行为”这一理念,现代社会设立了各种各样的制度安排来约束政府的财政行为,避免财政绩效的恶化及其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然而,制度约束和道德约束在许多情况下并不能有效发挥作用。经验事实表明,对政府财政绩效的制度约束是绝对必要的,但制度约束并不是灵丹妙药。制度与道德约束的不足与软弱清楚地表明,需要有一种强有力的附加机制来约束政府财政行为和宏观财政绩效。本文论及对财政绩效的金融约束依赖于如下构想:金融市场能够对各种相关信息做出反应。本文认为这种构想不仅在理论是可信的,在实践中也存在大量证据。资本市场效率理论就是佐证这一构想的极富吸引力的理论。它所揭示的一个深刻道理是:无论是强式的、次强式的还是弱式效率的资本市场,都能吸纳相关信息并反映到资产价格中。资本市场效率理论可以扩展到公共财政领域,即资本市场不仅对来自企业的信息做出反应,同时也对与政府财政绩效相关的信息做出反应,证据表明,金融市场能够对财政信息做出反应这一事实不仅存在于实现生活中,而且可以从金融市场的易变性、金融开放和国家风险及主权评级的兴起等方面得到合理的解释。我国金融发展和金融开放也增强了对财政绩效信息的市场反应。从理性预期理论和政府会计体系基础影响的角度,论证了财政绩效恶化的信息一旦“泄露”给资本市场,那么,资本市场将通过提高政府财政扩张的资金成本和政治成本,削弱财政扩张的有效性三个基本途径,来阻止进一步的财政扩张并起到改善财政绩效的作用,这种作用在开放性资本市场下比在封闭性金融市场下更为显著。除了金融市场的开放性以外,确保金融市场对财政绩效施加有效约束的另一个前提条件是财政透明度。在缺乏必要的财政透明度的情况下,恶化财政绩效的机会主义行为(例如搞数字游戏)就会逃避金融市场的监督和惩罚,金融约束就会失效。正因为如此,国际社会在最近30多年来加快了推进财政透明度进程。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对一系列全球性金融危机及其惨痛后果进行的深刻反思,促使国际社会前所未有地关注政府的财政透明度问题。良好的政府治理对于促进宏观经济稳定和高质量增长至关紧要,而财政透明度是良好公共治理(good public governance)的关键。有关财政透明度的国际性规范对于各国虽然不具强制性,但中国显然无法(也没必要)游离于这一进程之外。随着时间的推移,提高财政透明度的压力在我国将会越来越大,需要从多方面采取行动以提高财政透明度,这将为借助开放性金融市场来约束政府财政行为和改善财政绩效创造一个基本的前提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