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经济周期性变化的历史,同时也是应对危机的演化史。在经济金融全球化的今天,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都不可能独立于世界而存在,在某种程度上这也就意味着当一个国家的经济出现危机后,有可能引发国际社会的动荡。2007年爆发于美国的次贷危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危机在引起美国国内经济衰退的同时,迅速蔓延到欧洲各国并向发展中国家渗透,最终演变成为全球性的经济危机。从政府干预市场机制运行实践来看,尤其是在经济危机时期面对失业率攀升、经济增速放缓、通货膨胀严重等问题时,各国政府采取了不同的措施应对危机。但由于各国历史文化背景、政策着力点、危机深化程度等方面的差异,政府作为的边界不同,因而在应对危机过程中取得的效果也不尽相同。有的国家的政府仅充当最后贷款人角色,为市场注入流动性的同时,发挥市场机制自身调节作用。但更多国家的政府则通过政府部门间的纵横联系、密切配合以及政策措施的连贯性努力提振经济,尽快刺激经济复苏。归结来看,政府应对危机的方式具有被动应对、缺乏前瞻性和国有化趋势等几方面特点。梳理世界上几次影响较大的经济危机中的政府应对过程来看,大萧条时期,胡佛政府在给市场自由和政府强力干预间摇摆不定,丧失了治理危机的最佳时机。罗斯福“新政”的成功则在于,一方面政府全面强力干预政策在短期内扼制了危机继续深化的态势；另一方面契合了民众渴望改变现状的心理。美国次贷危机的不断深化迫使奥巴马政府采取大规模的救市行动,第一对金融体系进行结构性改革,加强监管力度；第二,实行“国有化”政策,对濒于破产的大银行展开救助；第三,扩大财政支出,刺激经济增长；第四,出台法律规范地方政府行为等。比较来看,本次政府无论是在救市的范围、强度还是手段上,都超过了历次经济危机,然而政府大规模的救助措施并没有解决很多深层次的问题。通过对比大萧条时期和本轮经济危机,可以发现,尽管两次危机所处的时代背景发生了深刻而显著的变化,但仍具有某些共性：一是技术革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但与之对应的政治制体和社会治理结构没有同步发展,容易埋下危机的种子。大萧条发生在第二次科技革命后60年,本轮经济危机发生在第三次科技革命后30年,科技革新转化为生产力的时间间隔逐渐缩短,相应地对其他方面的体制机制改革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二是各国经济实力和世界政治格局在危机发生后都产生了较大变化。美国作为一战后全球最大的债权国,随着新兴经济体的快速发展、老牌资本主义国家间矛盾的不断突显以及本轮危机对美国国内经济产生的负面影响,其领先优势正逐渐丧失。三是从治国理念上看,在自由主义占据主导的时期——1929年前期和1980年到1999年期间,美国出台了多部法律放松对市场的监管,任由市场发挥自身的调节作用促进国家经济增长,其结果则是国家均不同程度地陷于经济危机,本轮次贷危机也正是政府放松监管的后果。相反,在政府加强监管的1933年到1980年的近50年时间《格拉斯.斯蒂格尔法》发挥巨大作用,美国并未发生如此影响之大的经济危机。四是在这两次经济危机的风险积累、扩散阶段甚至直至危机爆发,政府均未前瞻性的采取政策措施,而仅是在危机愈演愈烈之时,政府才开始大规模“救市”。同时,这两次危机也均在经济略有复苏时,外部因素的负作用导致了经济的二次探底,政府作为难度加大,空间进一步缩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最早出现在冰岛,如火山般爆发是在希腊,而后向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爱尔兰等国蔓延,时至今日这些国家仍未走出经济低靡的梦魇。这固然与危机发生国的产业结构、劳动力工作状况、经济发展方式等密切相关,但也暴露了这些福利国家共同的缺陷。第一,政府全面干预下财政赤字居高不下。很多国家的公共开支和福利开支占到了GDP的50%以上,政府负担日益加重。第二,高消费、低储蓄带动经济增长,但高税负抑制了经济增长的动力,国内劳动密集型产业在高税负背景下生存空间不断缩小,最终导致大量企业逐步向外转移。第三,福利国家制度下人口老龄化严重,而新出生人口逐年减少,这就导致以现收现付为基础的养老体制难以长期为继,面临巨大考验。为缓解债务危机对国内经济的挫伤,欧洲各国政府开始采取了相类似的大规模自救措施。一方面大幅削减国内财政计划,另一方面改革国内福利保障制度,但这些举措都面临了来自利益集团和公众的阻力。同时,这些国家的政府也在积极争取欧盟和国际社会的援助,这固然能够在短期内缓解市场因流动性不足而出现的各类问题,但从长期来看也只能起到暂时性的延缓作用。况且他救措施需要政府付出相应的代价,承担来自各方面的风险,如市场风险、政治风险和道德风险等。从政府抑制和缓解危机的路径来看,其一是新自由主义。从新自由主义与全球化关系来看,新自由主义一方面借助全球化过程向其它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散布自身的价值取向和评价标准等,建立符合其标准和需要的全球秩序,使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到了国际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另一方面利用资本的全球流动悄然搞经济渗透。有学者评价道“全球化被大多数新自由主义者视为畅行无阻资本主义市场、水到渠成的产物,被视为从自由和公平交换的道路上消除了政治、政治利益或陈腐习俗所造成的人为扭曲之后淋漓尽致地展示出来的积极过程。”新自由主义强调“自由化、市场化、私有化”从表面上看是资本主义国家对国内经济实行的大刀阔斧的改革,但从全球范围来看,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国与国之间的联系空前加强,新自由主义借助全球化大搞隐蔽的风险转嫁、贸易自由化,实则加剧了全球经济波动和社会动荡。美国经济危机的爆发已经表明美国政府所支持的新自由主义主导发展模式下的弊端。首先是个人主义盛行,个人主义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相互信任的交流沟通方式。个人获利行为模式凌驾于风险防控之上,团体的弱化和信任缺失表明了人们归属感的缺乏和人际关系的冷漠。信任缺乏阻碍了彼此之间良好的关系,改变了对自身以及彼此关系的思考,导致个人贫穷化与社会富裕化趋势对立。在过去十几年中,美国中等收入家庭年收入已下降了4%,而社会的总财富量却在不断增加,这就意味着越来越多的财富集中到少数人手中。其次,世界多元化发展格局受阻,全球化阶段的新自由主义思潮和政策并不满足于通过经济手段增强发展中国家的依附性,而要通过对意识形态领域的控制,重建世界秩序。最后,双重标准埋下危机的种子。美国极力倡导的新自由主义理念本质是经济上的自由主义、政治上的保守主义,这必然导致美国在解决国内经济危机问题上全然不顾及其他国家和世界经济发展,用一个更大的泡沫去取代前一个泡沫。鉴于新自由主义理论上的自我矛盾和实践中的“四面楚歌”,它走向衰落的趋势已不可避免。其二是福利国家制度。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发生的最直接原因是政府资不抵债。但根本原因在于政府主导下的经济增长连续性出现间断,难以有效支撑日益庞大的福利支出,福利国家制度生存的土壤被动摇了。政府为保持执政地位和现有的高福利水平不得不大规模举债,由此带来的是经济增长的连续性贡献与高福利需求间的缺口进一步扩大,债务快速累积,导致危机发生。危机发生后,福利国家改革趋势包含几个方面：一是重塑价值,以社会公正为核心；二是从单个国家独立改革向多国协商形成合力改革转变；三是在曲折前进中寻求动态平衡；四是借鉴瑞典福利国家制度改革经验。尽管福利国家制度广受诟病,被认为是低效、助长懒惰、阻碍国家发展的体制,但它不仅是资本主义国家实现财富再分配、保持社会公平的重要途径,也是资本主义国家执政党获取选民支持、维持社会稳定的重要砝码,更是对劳动力再生产过程的社会化。在更深层的意义上,福利国家制度缓和了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阶级矛盾、完善了投资与消费过程中的输入输出,为资本主义发展营造了稳定的社会环境。“尽管资本主义不能与福利国家共存,然而资本主义又不能没有福利国家。”①为解决福利国家的制度困境,许多学者都做出了有意义的探索。其中奥菲在马克思有关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第二层次的危机”概念。从“偶发危机”和“过程危机”划分入手,经过深入分析,提出福利国家危机产生根源的新看法。从财政资源、行政理性和合法性资源等方面探索了现实中福利国家制度的不可持续性。从我国应对经济危机的实践来看,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在美国发生经济危机后,我国的实体经济也受到了相当大的冲击。在应对危机的过程中,我国政府通过增加4万亿投资规模,增加结构性减税,刺激企业和个人投资,同时加大财政补贴和转移支付力度,以扩大内需。但从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出口、投资和消费来看,这三者间的不均衡问题日益显现,出口、投资所占比重不断增加,而国内居民消费的空间则日益缩小,导致国内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呈上升趋势。尽管重投资、轻内需的方式能够在短期内迅速促进GDP增长,但此模式却不具有可持续发展性。对比我国4万亿与美国787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方案可以发现：第一,在支出结构上,我国用于固定资产的投资比例38%要远高于美国的24%,而美国的刺激计划中则更多的着眼于调动内生性增长因素,如通过减税增强企业参与经营的积极性,让其根据市场规律自主地安排和扩大生产。第二,从资本的可持续运用上看,美国在教育培训和科学研究上的投入占21%,而中国的4万亿计划中只有4%应用于这个领域。美国注重的是对经济增长重要动力源的投资,而我国更侧重短期见效的投资。第三,从对环境的治理投入来看,我国在经历了高污染、低回报、高消耗的发展路径后却与美国环境治理投资比例相当,投入比例显然不够。反思我国政府的治理措施,暴露出了许多问题。一是政府没有摆正与市场的关系,利用手中掌握的资源和行政权力,对市场进行外力作用,在市场经济中既充当“裁判员”也充当“运动员”,弱化了市场对于资源配置的基础性地位。二是社会保障制度在我国还没有健全起来,直接导致内需乏力,政府的刺激政策不能起到应有的效果。我们面对的危机是自由化不足和福利保障不健全的危机。自由化不足导致市场竞争不充分、创新驱动的动力不足、资源分配效率过低；福利保障不健全导致公众需要为自身保障“埋单”,大量资金在交换体系外留存,这就也解释了我国屡出刺激消费政策却收效甚微的情况。因此,我们要立足国情,对市场“松绑”的同时健全福利保障措施,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促进我国经济平稳、有序、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