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堪称世界奇迹,经济增长的同时伴随着工业化的不断发展。从产值来看,农业部门产值占GDP总产值份额不断下降,从31%下降到不足9%,而非农业部门产值占GDP总产值的份额不断上升,从69%上升到超过91%;从劳动力的角度来看,我国农业就业份额不断减少,从1978年的近70%下降到2015年的28.3%,非农业就业份额不断增加,从1978年的29%上升到2015年的71.7%。可见这30多年间,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是经济不断地从农业部门向非农业部门的转型过程。此外,观察我国的实际宏观数据,非农业部门的劳动力就业份额与人均资本存量以及生产性财政支出都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关系。经济的高速增长、资本深化、财政支出的高速增长、结构转型等几乎都是同步发生的。如何解释中国工业化过程的形成原因?而且,财政政策在工业化过程中发挥了什么作用?这些问题都是非常重要的理论和实际问题。毋庸置疑,资本深化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动力。探讨资本深化与结构转型之间的关系,其本质上就是讨论经济增长与结构转型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财政政策通常是调整结构的。把财政政策引入到结构转型的模型中是非常重要的。因此,本文就是把三者放在一个统一的理论模型中,深入讨论资本深化和财政政策如何影响中国经济的结构转型。为了解释1978年以来中国财政支出政策、资本深化和结构转型的特征事实,本文把生产性财政支出和福利性财政支出引入两部门结构模型,考察生产性财政支出如何影响我国资本深化过程以及我国工业化过程。构建了一个包含农业部门和非农业部门的两部门模型,分别从企业利润最大化、消费者效用最大化、以及政府预算收支平衡的条件下,得到了渐近的消费水平、各部门渐近的劳动力数量以及资本存量。最终可以得到,伴随着资本深化,以及财政支出的不断增长,农业部门的就业份额和产值份额不断减少,非农业部门的就业份额和产值份额不断增加;生产性财政支出促进了总体经济的资本深化进程,也推动了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最后,在参考其他文献的基础上,并且通过利用中国1979-2015年的实际数据校准了模型主要参数。根据模型得出的最优增长路径,数值模拟了农业与非农业产值以及劳动力份额的变化轨迹,从模拟的结果来看,本文给出的模型能够很到地与我国的现实经济相契合,很大程度上解释了相关经济事实。最后重点考察了财政政策的变动对于结构转型的影响,通过改变代表财政政策的一些参数,得出了财政政策确实对于结构转型存在一定程度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