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日本来说，“国家主义”虽然是一个从西方引入的“舶来品”，但日本本身比较特殊的岛国地理和人文环境也极度深刻地孕育了国家主义的种种要素。19世纪中期，面对着内忧外患的交困局面，日本民族超强的民族凝聚力和富国强兵的决心空前强化，而在明治维新时期，国家主义终于登上了日本的政治历史舞台，在天皇专制为特征的帝国主义政权建立的过程中起到了举足轻重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在政府的强力推动下，国家主义在日本得到了整个民族普遍性的认同，进而获得了广阔的生存空间。　　 近代日本国家主义的形成，贯穿着近代日本天皇制国家的形成过程，这一过程也可以说是逐渐奉行绝对主义政治文化的近代日本国家从起始阶段走上极端主义发展道路的“皇国”再造时期，也是近代日本必要国家主义的正式确立和向极端化演进的意识形态的异化时期。近代日本国家主义呈现出一种多层面性：既是一种理论，也是一种实践；既是一种意识形态，又是一种国家政治体制。因此，其特征也是多层面的，具体表现为极端主义属性、绝对主义精神、皇国主义信仰、家族主义伦理以及军国主义实践等。　　 近代日本国家主义的发展，是因为有众多思想资源的支撑，才使得其能够延绵不断。作为一种思想和意识形态体系，近代日本国家主义的价值观和伦理观都来源于其古代以及近代初期的保守主义政治文化，或日保守主义的国家意识与国家哲学。保守主义的国家意识，具体表现为国学的、神道的、兰学的及尊王攘夷论的国家观，表现出较强的自我神圣与排斥异己的伦理取向；作为政治文化的传统潜意识构成与心理定势，它决定了近代日本国家主义先天性的绝对主义属性。保守主义国家哲学存在于构成日本传统政治文化的神道哲学、日本佛教以及日本儒学之中，是以宣扬君主本位、国家本位为核心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伦理观体系。这一体系的核心理念就是“日本神国”论，它是近代日本绝对主义政治哲学的起点理论，并由此进一步衍生出保守主义国家哲学的诸多内容，如皇国论、国体论、日本主义以及日本中心主义等，其蕴含的民族观、国家观、历史观均具有神秘主义色彩，呈现出绝对主义精神，而这种精神无疑会以传统政治文化的价值观与伦理观为载体对近代日本的国家意识产生重要影响。　　 日本武家社会延续了近700年时间，武士阶级一直执掌政权，为战争服务、崇尚征战杀伐的军国主义从一开始就如影随形，始终伴随着武士及武士道。而武士，则是军国主义的身体力行者；武士道则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思想渊源和精神工具，而军国主义则必然地成为近代日本国家主义的最好也几乎是唯一的实践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