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灵异记》是日本第一部佛教说话集,被学界公认为佛教说话文学的开端,在日本文学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作品的成立,一方面承袭了本国平安初期以前的历史、神话、传说、口传等要素,另一方面也向中国文学进行了大量借鉴,与中国文学有极深的关联。鬼类故事不仅在中国文学中可屡屡得见,在佛教文学中也常被用于劝善惩恶,能极好契合《灵异记》灵异题材与宣讲佛法的需求,因此在作品中占据了相当比重。本文主要以鬼类灵异故事为中心,使用原典分析、文献分析及文献比较的方法,也一并采用社会学的研究方法,从两国的社会背景、时代风气、政治因素、宗教发展、经济关系及编者的生活环境等方面入手,针对《灵异记》对中国文学中同类型故事的接受、变异以及排异的情况作出探讨,以探究其改写内容及其背后深层原因。论文首先针对中日鬼类故事在“主题”“类型”“构成”和“情节”等多方面存在的关联性,逐一进行了比较考察。可以发现,由于《灵异记》佛教文学的性质,使得其与以《法苑珠林》为代表的中国文学拥有基本一致的表现主题。在仅有17个鬼类故事灵异类型的《灵异记》中,竟能在一部《法苑珠林》中得见14个共同的灵异类型,有力地说明了《灵异记》与中国文学的紧密关联。而在同类故事中,构成、情节和文字方面近乎一致的表现,更是直观地呈现出了《灵异记》对中国文学借鉴和吸收的痕迹。其后,具体着眼于鬼类故事中相当典型的“入冥”故事,从“冥界景象”和“冥界人物”两个方面,探究了两国作品的个中差异及《灵异记》相关变异的决定因素。在故事发生变异的过程中,不难看见著者景戒运用再编、置换、增删等手法来对中国文学中的灵异故事进行二次创作使其本土化的努力。这些改造令本具有异域风貌且较为陌生的中国故事,摇身一变成了日本读者熟知的本土故事。如,在“冥界景象”的刻画中,景戒便加入了极具日本民俗色彩的“桥”“堺”“坂”的景象。而在“冥界主宰”的选用上,景戒也从宗教信仰发展传播的实际出发,删去了中国文学中常常出现的“泰山府君”形象,仅保留下了“阎罗王”一位主宰。这些都是故事变异的具体表现。最后,以“鬼预兆(预言)政治”“人鬼婚恋”和“鬼复仇”三类故事为例,通过对日本社会背景、作者创作内驱和作品受众群体的考察,阐析了作品对中国文学作出排异的深层原因。其主要原因在于,中国文学中的不少要素及灵异类型实际上并不符合日本的政治约束,作者的创作目的以及读者的接受能力和精神需求,又或是存在一些与佛教教义不大相符之处。这些与日本国情难以相融的内容,在景戒的接受过程中,便受到了大规模的消减,甚至是完全去除。这显示出了景戒在借鉴中国文学之时选择取舍的主观能动意识。综上能够看出,中国文学对于《日本灵异记》的成书造成了极大的影响。而景戒在借鉴中国文学同时,从自土意识出发,紧密结合了时代与自身的需求,也对中国文学做出了相应的变异和排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