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以人工智能、区块链、大数据等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技术对于人们生活的影响日益明显。在国外对我国进行高端技术管控的背景下,培养我国自主可控的人工智能科技创新能力,推动我国人工智能产业的快速发展,加快人工智能在社会治理场景中的深度应用等已经成为了我国增强科技竞争力、建设科技创新高地的重要手段。人工智能政策是推动我国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重要力量,因此本文采取了政策量化研究的方法,选取《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发布以来的中央和地方的人工智能政策,在政策工具理论和行政发包制理论的指导下,对中央和地方人工智能政策的目标-工具的匹配情况和差异情况进行了分析。首先是对中央人工智能政策的研究,本文根据现有文献以及《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构建了人工智能政策分析框架,即“政策工具（X）-政策目标（Y）”二维分析框架,在此框架下对中央人工智能政策进行两个维度的单维分析及二维分析（X单维分析、Y单维分析、X-Y二维分析）。其次是对央地和地方间人工智能政策的差异情况进行了研究,一方面利用LSI模型计算了中央与各地区人工智能核心政策文本相似度,并结合具体文本内容探究了中央和各地区之间的人工智能核心政策文本差异情况;另一方面选取了6个代表性地区,基于政策目标-工具分析框架,对比分析了央地和地区间人工智能政策差异情况（X单维差异、Y单维差异、X-Y二维差异）。通过以上研究,本文得出六点结论:一是我国人工智能政策主要围绕着培育智能经济、建设智能社会和构建科技创新体系三个目标进行;二是我国尚处于人工智能发展的初级阶段,供给型政策工具使用偏多;三是我国人工智能政策目标-工具匹配不足,存在工具溢出和挤出风险;四是各地方人工智能核心政策文本存在较大差异,政策目标设定和政策工具使用则较为相似;五是央地人工智能政策目标设置较为一致,政策工具使用差异较大;六是各地区人工智能政策同质性较高,未体现地方特色。最后根据人工智能政策研究中发现的问题,提出了加快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政策建议,包括优化人工智能政策目标设置和政策工具使用结构,提升政策目标-工具之间的匹配程度,并鼓励各地方政府根据自身的经济实力、地域特征等因素,进行特色化和差异化发展,推动构建完善的人工智能发展政策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