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的爆发再次显示出突发重大传染性疾病对人类社会的巨大威胁,及时获得和使用特效药物与疫苗是快速遏制疫情之关键。但在重大突发疫情期间,普遍的专利保护在药品获取上产生之阻碍将更为突出,专利药品可获取性问题将进一步凸显。为缓和专利权益与公共健康利益之间的矛盾,专利强制许可制度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危机下应扮演重要角色。但实践却表明,使用强制许可以应对重大突发疫情的案例并不多见。对这一现状原因的探析,是本文的研究出发点。本文的基本思路是立足于重大突发疫情这一特殊状况,基于该状况下药品专利利益平衡的必要性与特殊性,通过研究强制许可制度在应对重大突发疫情时存在的利益平衡困难,发掘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制度在该情况下的利益平衡可能性以及其提供的利益平衡进路,并探讨基于该进路进行配套制度完善的路径。本文共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该部分总体阐述了本文研究的出发点,以及与本文研究相关领域的研究现状。基于研究现状进一步指出了现有研究的不足:现有研究对于药品专利利益平衡问题的讨论过于泛化,没有深入结合重大突发疫情的特点讨论利益平衡问题;对于强制许可制度作为利益平衡手段的反思仍不足够,已有反思未结合重大突发疫情特殊情况进行;对于生物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规则在药品专利利益平衡上的可能作用没有充分关注,没有重视来源披露制度与PIP框架可能的制度启示等。在此基础上指出了本文研究的研究意义。第二部分讨论重大突发疫情下的药品专利利益平衡。通过梳理重大突发疫情所具有的高度不可预见性、危险性、跨区域性等特点,并分析药品专利所具有的高度公共意义及结合专利法之利益平衡属性,指出实现重大突发疫情下药品专利利益平衡的高度重要性。重大突发疫情下,利益平衡的关键在于限制垄断的专利权益,提高专利药品的可获取性,而疫苗等新研专利药品则是此时平衡的主要困难与重心。通过对比提高专利药品可获取性各种努力,指出强制许可制度已成为现今应对重大突发疫情等紧急情况药品专利问题的最主要制度安排。第三部分讨论重大突发疫情下强制许可制度的利益平衡困境。对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制度的利益平衡地位与作用进行了梳理,通过分析其在重大突发疫情下存在的专利技术依赖、利益平衡零和、实施应用孤立的问题,指出其在此类情形下的利益平衡困难,重大突发疫情间的药品专利利益平衡需要作出新的进路选择。在对新冠疫情爆发后国际社会就新药问题应对的观察中发现,一种协议化合作思路备受青睐并具有优势。而对于这一思路,立足于遗传资源获取与惠存分享制度（ABS）的大流行性流感防范框架已有所实践,获取与惠益分享制度提供的利益平衡可能与进咱应当受到充分关注。第四部分讨论惠益分享如何能成为疫情间药品专利利益平衡的合适进路选择。分析了 ABS在重大突发疫情下对于药品专利所具有的利益平衡可能,指出其利益平衡作用基于ABS制度,能够通过控制新药研发所必要的遗传资源,来促使制药商等遗传资源获取方与政府等遗传资源提供方达成惠益分享协议,并通过协议中商定的药品专利自愿许可等惠益分享义务的履行来实现利益平衡目的。而通过分析惠益分享式利益平衡在新研药品、利益协调、国际应用等方面问题上相较于强制许可具有的优势,指出惠益分享式利益平衡是重大突发疫情下药品专利利益平衡的优势进路选择。在此基础上讨论了该进路下ABS的改良需求,指出加强基因序列数据控制是对未来技术发展问题的考量,而完善配套制度是当下将惠益分享式利益平衡现实实现的关键要求。第五部分讨论惠益分享式利益平衡进路的配套制度完善。指出惠益分享式利益平衡进路的实现需要配套制度的帮助,应于各国国内法制度与国际法制度两方面完善配套制度。国内法制度上,应当以来源披露制度为基础建立重大突发疫情下的专利惠益分享监督制度,要求专利权人在专利授权后定期披露说明惠益分享履行情况,并限制违反该义务的专利权人独占实施其专利,通过此种方式实现对惠益分享履行情况的监督,帮助惠益分享式利益平衡的实现。国际法制度上则应以大流行性流感防范框架为基础构建重大突发疫情下的惠益分享多边合作机制,由各国让渡部分遗传资源利益,以国际中心机构承担重大突发疫情下药品专利惠益分享之主要职责,尽可能达成国际间利益平衡的实现。最后提出我国应当建构成熟的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制度,并重视ABS提供的利益平衡可能。在应对重大突发疫情下药品专利问题时,以惠益分享式利益平衡为主要进路,构建重大突发疫情专利惠益分享监督制度辅以实施。同时进一步完善强制许可制度,作为重大突发疫情下药品专利问题应对的次要进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