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6年年初召开的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中政委表示“新的一年要在借鉴辩诉交易等制度合理元素的基础上,研究出台对认罪认罚被告人在实体和程序上给予从宽处理的制度试点方案”,随后,最高人民检察院提出“检察机关公诉部门将研究完善在审查起诉环节认罪认罚从宽处理,逐步建立形成辩护律师参与下的认罪、量刑协商制度,并且针对被告人是否认罪,区分不同的出庭支持公诉形式。”中国版辩诉交易制度呼之欲出,这既出人意料,又在情理之中。说出人意料是因为对于在我国刑事诉讼中引入辩诉交易,此前理论界讨论已久,高层却始终保持缄默,说情理之中是因为当前我国已经具备开展相关改革的主客观条件,在司法实践中也进行了必要的准备。笔者撰写此文,对相关问题展开研究,全文除引言、结语两部分外,正文由四个部分构成。第一部分概述了辩诉交易在美国诞生和发展,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的历程及我国辩诉交易第一案的具体情况及引发的争议,并分析评价辩诉交易的价值和意义,第二部分从我国传统和现实,立法和司法各个层面,对借鉴辩诉交易的精神内涵,在我国开展认罪协商改革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展开论述;第三部分对在认罪协商制度下最重要的证明标准问题展开分析和论证,得出适当降低证明标准的合理性和操作路径;第四部分分析开展认罪协商将有利于更好实现“以审判为中心”,阐明我国认罪协商应包含的四个特点,并提出以被告人认罪与否作为区分标准,重新构建我国刑事诉讼程序,并建立相关配套制度,以期切实发挥认罪协商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