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级这一行政级别在我国地位特殊,作用关键,它既是国家政策传达和执行的机构,又要聆听群众的意见与需求。县级体育部门是我国行政层级中级别最低的体育部门,也往往是体育政策落实的最后一级行政主体。这一层级的体育部门的工作状态,关系到国家宏观政策落地的问题,长期以来却关注较少。为了解县级体育部门的工作状态,勾勒其基本的行动逻辑,笔者自2016年4月起,前往T县体育管理服务中心进行田野调查,运用参与观察法和访谈法,进行第一手资料收集,经过整理后,结合运用文献资料法,确立以资源依赖理论、官僚制理论、乡土社会理论和实践理论为基础,构建本文的框架结构。研究发现:1、T县过度重视经济发展与急速城镇化、T县体管中心主体地位下降和事权萎缩,导致中心在财力、物力和人力等方面资源水平偏低,向外寻求资源成为体管中心与其他主体互动和交往的起点;2、为摆脱不利局面,体管中心首先同其他主体开展正式的工作交往,由于资源对外依赖程度高,在交往中表现为弱势地位;在求助于行政系统内部时,上级领导的支持往往有限、甚至发生异化,而广泛使用书面材料带来的行政弊病,又使体管中心对形式化途径产生排斥,最终,正式工作交往未能达到预期;3、体管中心被迫只能采用“半正式工作交往”,作为弥补资源不足、摆脱弱势地位的最终策略,于是在其寻求资源的行动中,呈现出两种不同的行动逻辑:一种是“门”的逻辑,它以官僚制的理性为基础,以资源水平作为决定因素,以明文规则为依据,以官方话语和书面材料为途径,以实现工作目标和争取其他部门协同为目的;一种是“酒”的逻辑,它以人的感性为基础,以认同为决定因素,以不成文规则为依据,使用“帮忙”等意义含混的话语,以沟通感情为目的。看似矛盾的两种逻辑共同发挥作用,使体管中心达到了弥补资源不足的目的。4、门和酒的逻辑并行不悖,背后有着深层次的文化社会成因。从近因看,体育的娱乐价值提供了消解理性化的因素,T县共同的政治遗产提供了两种逻辑共同发挥作用的空间;从远因看,T县的乡土社会性质和中国的官僚制的发展历史,提供了酒的逻辑的滋生土壤。而从惯习概念予以统观,则会发现实践结构、制度环境和生活环境一脉相通决定了双重逻辑的整体性。因此,想在短期内建立理想化的、纯粹的官僚科层制,至少在T县层面是不现实的。本文建议,体管中心自身要以增能扩权为基础,发挥县体育部门的重要功能。T县政府应当反思机构改革,摒除官僚制弊病,尝试使用现代管理技术,克服繁文缛节,加强过程指导和监督,向整体性政府改革迈进,并对酒的逻辑进行妥善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