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作为中国二十世纪后半叶最为重要的历史事件,在带给国人悲惨记忆的同时也给中国的知识分子阶层带来了身体和精神上的双重伤害,以致于在“文革”结束后的许多年内,许多作家还是不遗余力地将笔触伸向了那个令人悲痛的年代,讲述发生于期间的心酸往事。“文革”叙事因此活跃于中国的当代文坛乃至海外华人的故国书写之中,严歌苓便是海外“文革”叙事的代表作家。但是由于其独特的生活经历以及和“文革”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加之中西文化的双重影响,严歌苓的“文革”写作早已没有了愤世嫉俗的愤慨,取而代之的是人道主义的重新思考和审视。本文着重分析严歌苓“文革”叙事中的女性形象,从女性形象和女性所遭受的悲剧命运两方面着手,在双重文化的背景之下感知严歌苓独特“文革”情结和女性情怀。全文共分为五个部分:绪论部分主要论证本选题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分别从问题的提出,选题的研究综述和本文的研究方法以及创新之处四个方面探讨本选题的必要性。第二部分是整篇论文的开端,着重讨论严歌苓“文革”叙事的背景,探讨严歌苓“文革”叙事的契机。这一部分的内容分为两个小节,第一小节重点论述严歌苓国内时期的“文革”写作,第二小节重点分析严歌苓移民美国之后的文革写作。这一部分的写作从社会背景和人生经历两个方面入手,采取社会历史批评的分析方法,将研究的视角放在中西文化的交融和作家身份的流动之上,找出影响她“文革”女性形象创作的内外部原因。第三部分和第四部分是论文的主体部分,即对“文革”中的女性形象进行重点分析,从而揭示出时代加诸在女性身上的悲剧命运。严歌苓笔下的女性形象按照女性与“文革”之间的关系,可以分为“革命女性”和“边缘女性”两类,一类是男权文化的臣服者形象,这时期的女性始终处于一种失语状态;一类是不自知的坚强者形象,这是严歌苓在离散身份的文化语境中创造出的边缘女性形象。在严歌苓前后两个时期的“文革”叙述之中,这样两种女性形象无论她们拥有着怎样的生活态度和革命态度,她们都承受着不可逆转的悲剧命运。严歌苓“文革”叙事作品存在着前后两个明显的分期,在前后两种不同的思想和文化背景的创作环境之下,述说了女性对待“文革”苦难生活的两种态度,一种表现为前期的努力改正自己、锤炼自己,将自己锻造成为一名集体规则下理想人物的生活态度,结局却是自己女性主体的丧失,从而使自己完全沦为男性社会和规则之下的附庸;后期则表现为女性对待历史,对待革命,对待运动的漠然置之的生活态度,在这样苦难生活的精神哲学之下,展现出女性超越第二性地位的卓越风姿。第五部分着重分析严歌苓“文革”女性形象塑造的艺术特征,通过对作品中的人称叙述的转换和多维时空的叙事模式进行分析,体会严歌苓在塑造“文革”女性形象背后寻求文化认同的努力。本文通过对严歌苓“文革”叙事中的女性形象进行分析,在双重文化的背景之下勾勒出独特的“文革”女性形象谱系,通过分析女性的悲剧命运以及女性对待苦难的生活态度,一方面揭示出女性与时代环境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指出女性在极致环境之下的容忍与坚强,表达出严歌苓对待女性,对待“文革”的独特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