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总则》第111条的规定,已经将个人信息权规定为一项具体人格权,但是我们正处于大数据时代,大数据带动了经济的发展,同时提高了人们对于信息的利用手段,使信息成为了“未来的石油”,在这种现状下,个人信息不仅具有人格权属性,还具有不可忽视的财产权属性,但是理论界对于是否认定个人信息权财产权益众说纷纭,有财产权说、基本人权说等。在大数据时代,信息主体在其个人信息的传播和使用中起不到其应有的决定作用,因此,认定个人信息权的财产权益势在必行。认定个人信息权的财产权益并不影响其人格权属性,在现实中如果人格权益保护和财产权益保护发生冲突时,还是应该以保护其人格权益为主。应当结合利益衡平原则对个人信息权财产权益的内容和实现方式进行分析,分析其权项和特性,确定权能构造之后,根据个人信息在实际应用中的阶段不同,设定符合信息主体的财产权利和义务。让信息主体在其个人信息的约定使用中实现其财产权益,在法定使用中实现个人信息的公共义务。对域外国家个人信息保护模式的比较分析,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从各种模式中进行经验借鉴。欧盟和德国的统一立法模式为我们提供了重要范本,欧盟个人数据保护权能起到主动防范的作用,注重事前预防,个人数据保护权不仅保护人格权益,还保护权利人的财产权益。而德国以“信息自决权”对个人信息的人格权益和财产权益进行保护。日本和美国对于个人信息的保护采取行业自律模式,这种模式下,政府会对自律组织进行约束,制定纲领性文件,而自律组织根据纲领确定其制度的具体内容,这种模式极大的促进了个人信息的自由流动。日本还在其行业自律模式中增加了审查会监督机制,使得行业监督更加科学合理。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对我国个人信息权财产权益保护模式提出建议,尤其是立法方面,应在个人信息专门立法中明确保护个人信息权的财产权益,赋予信息主体收益权能,引入场景导向进行保护,通过侵权责任和违约责任对个人信息权的财产权益进行双重救济;在信息行业中,应依据相关法律原则,根据本行业特点制定合理的行业自律准则,规范个人信息收集使用的行为;行政机关对行业自律进行适当的行政监管,加强事前事后的监督,生活中应当注重民众的维权意识,并让受侵犯人可以通过有效的途径进行维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