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法官庭外调查与现代刑事审判所追求的法官中立、控辩审职能分离的原则不符,调查证据本身所带的主动性和探求性与法官被期待成为一个中立的裁判者的理念相悖。但中国目前的刑事诉讼法依然保留了法官的这项职权,理论界对此常有“存废之争”。笔者认为,庭外证据调查权有着其存在的必要性。着眼于现实,存在当事人取证能力不足、律师辩护制度不完善、行政机关的干预等情况,都使得当事人无法保障自己的权利。“刑事法官庭外调查权”这一命题为真,是笔者首先要肯定的,本文研究的焦点是在多大程度上赋予法官庭外调查的职权,以及应当如何规范和行使这种权利。本文第一部分介绍了刑事法官庭外调查权的发展历程、特征和价值。发展的时间段分为古代中国、中华民国时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三部分。法官庭外调查权特征围绕着补充性、主观性和职责性三个特性展开描述。价值方面强调了庭外调查对于查明事实、平衡控辩双方力量、体现程序正义这三方面的作用。第二部分主要分析了我国刑事法官庭外调查权存在的问题。我国目前对于庭外调查权的行使现状面临更多的是“不敢用”而非“滥用”,这实际上同样也反映出了机制设置的缺陷。笔者认为问题主要有庭外调查权的启动随意、调查手段的种类与实际不符、控辩双方举证不完备、成为缺陷证据的避风港、调查行为缺乏监督、质证规则的规定互相矛盾等。第三部分从比较法的角度对法官庭外证据调查权进行域外考察。分别从当事人主义审判模式、职权主义审判模式和混合审判模式分析了多个国家当前对法官证据调查的规定,分析其特点和共性,为我国庭外调查制度的完善提供借鉴。第四部分是探讨庭外调查权的完善路径。先是整体出发,提出完善庭外调查应当遵循的原则,再从庭外调查的启动阶段、实行阶段和调查结束后的证据使用阶段三个时间段进行分析。笔者对制度的具体建构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包括证据调查的启动需要根据依申请还是依职权的不同作出区分,法定调查手段应当根据性质不同作不同的要求,等等。本文旨在于诉讼制度的交融过程中,寻求法官庭外调查权的精准定位,使其发挥出特有的功能,并且在制度的改良中,兼顾实体真实与程序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