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农村基层组织——“社”具有多种职能,其作用不仅仅在于劝课农桑和控制人民上,在实际生活中还有着稳定和调和社众的作用。通过社长对非违法重事的大量调解,及时有效的解决了社会上民众之间大量的民事纠纷,减轻了司法机关的负担,一定程度上巩固了统治者的政权,仅就此点来说其对社会的发展有着积极的意义。这在中国法制史上也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它使宋元以来发展起来的民事关系找到了相应的解决方法,影响了明清时期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不断完善。　　本文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了分析和考察,以揭示元代民法制度的一个特色。一、元代社非违法重事调解制度的社会基础。本部分从经济基础、政治基础、思想文化基础等三个方面全面分析了元代重点突出社长调解非违法重事制度产生的根源。二、元代社非违法重事调解制度的内容。本部分通过相当的史料、案例展示了社的调解制度的法律依据、受案范围以及相应的程序和效力。三、元代社非违法重事调解制度的历史评价。本部分从其积极作用与历史局限性两方面对其进行了全面的评价。　　元朝社的调解制度的存在和不断完善绝非偶然,它同样受到社会诸多因素的影响。第一:自己自足的自然经济与在中国古代延续了了数千年父家长权为中心的宗法家庭制度。第二:经济原因。元世祖至成宗时,元代的商品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商业的繁荣是引起封建商品经济的变化的起点,也是促使封建的上层建筑发生变化的重要因素。第二,文化传统。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可以概括为在“天人合一”的哲学观下形成的“和合文化”。在这种“和合文化”背景下,人们(无论是官员还是百姓)所崇尚的是一种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和睦、安宁、无争。形成一种以“和谐”精神和“无讼”理想为内容的总体价值取向。　　对社的非违法重事调解的分析与总结,并对其作出恰当的评价,对当前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人民调解制度的完善有着重要的历史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