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林七贤”作为魏晋之际士人对阮籍、嵇康等七人品题的品目,其得名源于隐逸,其出现的直接契机是正始末年的竹林之游,在高平陵之变发生后,竹林之游受到士人瞩目和称道,“竹林七贤”之品目也在此时产生。随着政局、社会风尚和士人心态的继续推进,竹林七贤内部和整个士人阶层都在发生着变化,隐逸思想的转变是一个重要的体现,而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就是阮籍。在政局动荡的漩涡中,阮籍的隐逸思想不断变化,从早期的儒家到中期的融合儒道再到晚期的倾向道家,他的隐逸思想的转变也与此同步。他作于正元元年的《首阳山赋》第一次以道家的立场批判他早年的儒家隐逸思想,标志着他的隐逸思想从融合儒道转变为倾向道家,这也是阮籍思想倾向道家的最早文本证据,其契机并非学界以往认同的高平陵之变,而是司马氏在嘉平末年杀夏侯玄、擅行废立等一系列恶行。在此之后日渐险恶的局势使阮籍的隐逸思想发生了分化:一方面,在现实中他发挥庄子思想,用齐一是非、自足安命的朝隐论安定身心,在险恶政局中虚与委蛇,保全了生命,但道家的批判与超越精神和他心中潜藏的儒家价值观使他不能安于这种生活,而是陷入无尽的苦闷与迷惘;另一方面,阮籍将远离俗世的隐逸发展为超越俗世的游仙,并以道家思想作为游仙的理论依据,企图以此获得精神的解放。阮籍隐逸思想的分化在当时颇具代表性。高平陵之变和正始名士的陨落使竹林七贤避祸的竹林之游为人称道,竹林七贤由此得名。十几年后,嵇康的冤死使阮籍的朝隐全身之举倍受瞩目,在竹林七贤中声名特著,被赋予“命世大贤”的称号,此称号是“竹林七贤”品目的深化,也是隐逸思潮转变的总结。朝隐从此成为隐逸风尚的主流,但是,阮籍的隐逸思想不止于朝隐全身,超越俗世才是他隐逸思想的核心,两晋士人对阮籍的推崇背后是对阮籍隐逸思想的选择性误读,批判与超越精神被遗失,成为一场“买椟还珠的历史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