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良知”教作为王阳明思想的重要内容,既是其一生讲学的立言宗旨,又是王门诸子在学习、实践活动中的思想纲领。王阳明去世后,弟子门人对“致良知”教有不同的理解与体证。20世纪以来,在“致良知”教的理解方面主要形成了哲学理论与精神信仰的两种不同定位,关涉“致良知”教的旨意以及王阳明哲学的基本定位。但这两种不同定位各有其诠释的合理性与缺失:首先,儒学作为连续性的历史存在有其自己的义理系统,如宋明理学在天道性心方面有其独特的义理系统。但如果仅从概念认知的哲学理论来理解“致良知”教,就会忽视理论思辨背后所蕴含的精神实质。其次,儒学作为中国人的精神信仰无可厚非,但仅从信仰的维度来理解“致良知”教,就有可能会遮蔽支撑信仰的真正力量。那么什么是“致良知”教的精神实质?如果回归阳明提出“致良知”教的具体话语背景,就会发现无论从“致良知”教形成的主体道德实践基础,还是从其讲学立教、教以成人的目的来看,“致良知”教的意义就在于,使良知在人精神生活和情感生活的内容上呈显出来,并为人所真实拥有,以此转变人的内在精神。这一工夫历程的开显正是“致良知”教作为成德之教的本质意义。因此,本文从阳明与弟子论学的关系视角出发,选取钱德洪、欧阳德、邹守益三位较早从学于阳明并对良知教有其独特理解的阳明高弟。从钱德洪、欧阳德、邹守益三人的学思历程和人生经历来看,三人都在与师论学中受到阳明点化而有精神之自觉,但却在工夫实践的选择和自我精神生命的塑造上又有所不同,由此而从致良知工夫实践的不同侧面显豁出“致良知”教之同一内涵——成德之教。王阳明在其讲学实践活动中,以先知觉后知的方式指点一个随时在个体生命中真实活动的善性仁心,即良知。它既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价值根源,又是个体实践中的行动指南。在此意义上的“致良知”教也就不是着眼于认识的一种理论。而是通过工夫践履以转变个体生命的精神气质,成就一个道德生命。这便是王阳明与其门人践履“致良知”教,注重个人心性的自我教化和移风易俗的社会教化的原因所在。“致良知”教不论作为一种哲学理论还是精神信仰,都不可回避一个最基本、最核心的内涵,即成德成人的教化内涵。阳明心学作为宋明儒学发展的一座思想高峰,其学问头脑“致良知”教所继承与揭示的成德成人的价值指向无疑是宋明理学乃至整个儒学发展的精神旨归。从这一角度来解读儒学,可能会为宋明理学以及整个儒学的发展提供一条可能的诠释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