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宪政运动是当时各派政治力量在宪政的口号下进行利益博弈的产物。抗战时期特殊的政治生态是它兴起的背景:国民党合法性不足的弱势独裁统治是其兴起的体制背景，国共出于共同抗战的需要而相互妥协并建立有限合作关系是其兴起的政治前提，抗战初期各派政治力量博弈策略的调整及政治生活的有限民主化是其兴起的时局背景，抗战时期中间党派民主和宪政诉求的强化是其兴起的主要动力，抗战时期民主与独裁的国际较量及美英等国对中国的影响及示范作用是其兴起的国际背景。　　第一次宪政运动高潮因一届四次国民参政会上各派政治力量的有限合作博弈而迅速兴起。第一次宪政运动高潮期间，中间党派主要致力于政治动员、舆论宣传和制度设计等行为;中共则一方面在各根据地为宪政运动造势，另一方面提出了与“五五宪草”完全不同的宪政理论，开始加强与国民党争夺宪政话语权的力度。最终，由于中间党派和中共的行为都超出了国民党所可能接受的底线，国民党采取强力压制的办法使宪政运动陷于低落。　　第一次宪政运动高潮结束后国共都转向了不合作和不妥协的博弈策略，国共摩擦加剧。国共的不合作和摩擦加剧一方面使宪政运动陷于低落，另一方面为中间党派的发展提供了机遇，中间党派正是利用这个机会，由原先各自为政的小团体经过短暂的松散联合时期而聚合成新的政党。这加大了中国政治天平上民主力量的份量，为新宪政运动高潮的兴起准备了条件。　　1943年，沉寂多年的宪政运动因国民党再次宣布将要制宪、行宪而再次兴起。第二次宪政运动期间，中间党派放弃了以前热衷于理想宪政制度设计的策略，转而采取现实主义的做法，把重点放在争取扩大权利和自由，以及迫使国民党遵守训政时期约法而遏制国民党独裁倾向上;中共对第二次宪政运动高潮的态度有个明显的转变过程:从开始的旁观到后来的积极参与。第二次宪政运动高潮的成果不仅存干迫使国民党在保障人权和自由方面所做的让步，更重要的是对于宪政观念的知识化和社会化，对民众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宪政启蒙，为战后民众政治参与的扩大和民主政治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舆论和群众基础。　　抗战末期，随着国内外局势的迅速发展和国共实力对比的变化，中共提出了“联合政府”的口号。“联合政府”口号的提出不仅标志着中共博弈策略的调整，而且意味着宪政运动的转向和政治秩序的转型:国民党独占政权的局面已不被承认，中共和中间党派开始要求与国民党平等分享政权。面对中共的新策略，国民党基本延续了以前的理路，即通过宣布召开国民大会和实施宪政的办法来应付舆论并使其权力合法化。由于中共的强硬态度和中间党派的热切追求，“联合政府”成了这一时期各派政治力量博弈的核心。经过抗战结束前的谈判、重庆谈判和政治协商会议三个阶段的博弈，一方面，在政治上最后达成了以国民党改组政府之名成立“联合政府”，和以五权宪法之名移植英国式宪政的建国方案;但另一方面，国共双方的军事对峙却不断升级，大规模的内战一触即发，这决定了政治上的妥协将是暂时的，建国协议将是短命的。　　以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为标志，国民党内的强硬派对政协协议形成了强烈反弹，在强硬派的推动之下，国民党最终转向了与中共全面破裂的政策。面对国民党的新博弈策略，中共实施了针锋相对的策略。随着国共的全面破裂，中间党派的生存空间空前缩小，并最终在巨大的压力之下发生了分化。以上变化意味着抗战初期建立起来的政治秩序发生了根本变化:国共有限合作不复存在，多派政治势力的和平博弈也被两极的暴力对抗所取代。随着新政治秩序的确立，宪政运动走向了终结:国内的政治环境既使宪政运动不再具备最起码的条件，又使宪政运动失去了最主要的动力。　　本文最后一章从宏观和微观相结合的角度来评价和反思抗战时期宪政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