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家庭教育问题开始重新得到了来自政府与社会各界的关注和重视。建议父母运用科学育儿方法培育“理想儿童”,是贯穿于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现代化发展方案中的一条重要线索。相关研究主要从结构层面探讨育儿问题,比较忽视文化的面向;政策建议较多,理论研究不足。基于此,在社会批判论的立场上,这篇论文探讨的基本问题是家庭育儿知识的话语建构及其体现出的社会变迁意涵。通过对创刊于1980年的流行育儿杂志《父母必读》及少量其他形式文本的话语分析,发现在不同时期各种话语建构及其权力关系的作用下,杂志文本建议父母培育“聪明的接班人”、“高素质儿童”和“快乐的孩子”等不同的理想儿童形象。具体研究结论如下:第一,变迁社会中育儿知识的生产呈现出明显的变化。三十多年以来,儿童正在变得越来越珍贵和情感无价;母亲角色变得越来越重要。杂志建议父母养育理想儿童的标准从20世纪八十年代“培养聪明的接班人”,到九十年代“培养高素质的儿童”,变化为近十年以来的“养育快乐的孩子”。育儿知识的生产呈现出三个方面的变化趋势。在亲子关系方面趋向民主化,在育儿方法方面趋向技术化或专业化,在育儿观念和方式方面逐渐趋向商品化。父母被建议以孩子为中心,遵从专家指导,投入时间、情感和金钱去养育快乐的孩子。第二,育儿知识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被多种话语所建构。20世纪八十年代的国家话语建构了以“培养聪明的儿童”为核心的育儿知识,反映了国家在百废待兴的基础上大力发展工业化所需人才特别是工业化建设所需要的技术性型人才的渴望,隐含了科学技术对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作用的意识形态。20世纪九十年代之后的素质话语和性别话语共同建构了以“培养高素质的儿童”为核心的育儿知识,反映了国家在市场化改革之后进一步卷入全球资本主义经济体系过程中对竞争型人才的需求,隐含了市场竞争对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作用的意识形态。21世纪以来,建构称职父母和理想儿童的话语从国家话语、素质话语转变为今天多元话语并存协商,国家话语和素质话语之外,专家话语、商品话语,个体及平等的话语以及性别话语都在不同程度上参与了当前育儿知识的建构。第三,育儿知识生产及转变的背后隐藏了政府、市场、家庭与性别之间的冲突和协商。强调家庭及个体责任的政府治理模式逐渐取得合法性,某些社会问题逐渐被界定为家庭问题和亲职问题。育儿知识的建构体现了部分优势阶层拥抱全球化并通过育儿现代性巩固阶级地位的热切盼望,还体现了政府希望培养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儿童的同时也希望培养具有集体主义价值观的接班人的双重愿望,充满了精英对大众、专家对父母的支配,市场对家庭的入侵,以及阶级和性别的不平等。第四,表面来看,当前中国的育儿话语正在朝向一种去政治化、去工具化、重视独立的个体的方向发展。实际上,不能对育儿话语的转变做线性的理解。它体现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压缩现代性的发展特征。压缩现代性意味着国家在短时间内的快速发展,更意味着快速发展过程中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之间发展的不均衡,及其带来的现代的元素与传统的元素、全球的元素与在地的元素之间发生着竞争、冲突和混合。透过育儿知识的生产能看到此种发展不均衡。在以上研究结论的基础上,进一步讨论了亲职话语转变的现有解释框架对中国经验的解释力问题。对于亲职话语转变的理论解释主要有三种:现代化的结果、童年的文化与历史的建构,以及文化传播的结果。本文讨论了这三种理论都难以较好地解释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亲职话语的变化,并提出压缩现代性的理论可以较好地理解这种现象。西方现代性、传统中国性与现代中国性,纷纷在育儿问题上投射和共存。政府希望儿童在接受西方优秀文化熏陶的同时也能坚守并忠诚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还要能够吸取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育儿领域成为消费主义、专家技术主义、女性主义、民主化与威权化进行话语争夺的重要地点。在以上研究结论的基础上,还回应了近代以来儿童与现代性研究领域的己有成果。相关研究大致有两种观点,一是,从20世纪之交到改革时代,在关心儿童的背后有一种强烈欲望,那就是通过儿童来实现中国的现代化。这是一种工具化的儿童观念。二是,中国当前的育儿文化体现出重视儿童自主性和个体性的特征。就第一种观点而言,本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再一次论证了这种将儿童进行工具化定位倾向的延续。但是,与他们的研究不同的是,我发现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父母必读》文本中弥漫着的浓重的国家发展与现代化论述,在进入世纪之后逐渐消失,代之以一种虚幻的美学意义上的快乐论述。整个话语阐述模式发生改变。这可以看作是儿童与国家之间的关联在大众文化领域分离。中国现代性过程中儿童工具性定位的现象正在发生某种复杂的变化。政治领域在部分地延续,但是经济和文化领域却在转变。就第二种观点而言,重视作为个体的儿童及其自主具有一定片面性,它更多地建立在儿童的表达、情绪,以及情感需要的满足的基础之上,杂志中描绘的自主的个体并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股具有积极涵义,而是整个社会文化越来越从公共领域转向私人领域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