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禁止令，一个陌生又熟悉的话题，说其陌生，是因为我国2011年5月1日生效的《刑法修正案（八）》第一次将这个概念呈现在我们刑法典中，说起熟悉，是因为它在世界刑罚轻缓化、社会化、个别化的过程中，已经为英美法系、大陆法系的诸多国家所采用。对刑事禁止令的研究，源于对其犯罪预防作用的兴趣。刑法的强制力由刑罚的严厉性所体现，但是一部优秀的刑法不应仅注重对过去罪行的苛责，而应当有更多对未来的警示和预防，让曾经犯错的人知悔改，让安分守己的人免受侵害。正是基于上述的目的和理念，笔者开始对刑事禁止令制度展开研究和调查。首先从刑事禁止令的基本概念入手，追寻其演变过程，逐渐明细其性质和法律地位。这些基础性概念的确立，有助于在之后的具体制度和内容研究中，作出正确的价值评判。在研究刑事禁止令发展历史的过程中，两大法系的相关规定，诸如保安处分、缓刑指示等，具有很强的参考和借鉴意义。因此笔者分析比较其中的优势，予以记录深究，以便为我国刑事禁止令制度的发展成熟提供借鉴参考。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一项法律制度的移植都需要考虑本国的国情。因此，笔者从立法现状和司法现状两方面对刑事禁止令进行考察。在立法现状方面，光看刑法上的规定是不够的，要综合考虑禁止性措施在刑事诉讼领域和民事领域的运用，梳理清其中的关系才能更好地进行制度设计，以免混淆。在司法现状方面，选取了刑事禁止令制度实施三年来的相关公开判例作为样本，进行实证分析，从其中了解刑事禁止令适用的基本情况、适用趋势、存在问题等，以增强对策建议的针对性，真正将理论运用于实践。最后，综合上述调查研究的情况，从立法、司法、执法等方面，对完善刑事禁止令制度提出意见建议。任何优秀的制度，都需要有充足的内容、完备的程序和有力的执行来支撑和保障。就刑事禁止令而言，其本身具备的人性化、个性化特质，对于立法者、司法者、执法者均提出了严格的考验，需要运用智慧在立法层面予以丰富，用更大的勇气创设切实可行的制度，用充沛的投入保障刑事禁止令真正“令行禁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