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之于政府,是财政收入最重要的来源;税收之于企业,是最重要的成本之一。企业避税和政府税收流失的矛盾长期存在。当前,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政府财政收入增长压力明显,激进的企业避税行为势必会加剧财政收支矛盾,影响政府职能转型和政府治理变革的推进,政府治理能力的发挥也直接影响全面深化改革工作的进程。因此,探究政府治理与企业避税的关系,是协调政府和企业在经济运行中关系的现实需要。从理论上看,无论是基于预期效用观还是委托代理观,企业避税在受到外部制度背景和内部治理结构的交互影响时,均难以回避对政府因素的讨论。公共政策的执行反映政府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意志和能力。企业避税研究的现实需求和理论发展特征为本文探讨基于公共政策执行的政府治理与企业避税的关系提供了动机和空间。本文在充分梳理政府治理与企业避税相关研究的基础上,运用预期效用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和治理理论等,“理论分析——实证检验——对策讨论”三位一体的研究方法,结合我国公共政策的实施实际,对政府治理影响企业避税行为的机制进行了总体分析:即存在市场调控效应和代理约束效应。在此基础上,分项对公共政策视角下的政府治理与企业避税的具体关系进行较为深刻地探讨,得出了以下主要结论。第一,基于反腐败政策的腐败治理可以有效抑制企业激进的避税行为。实现腐败治理现代化是推进政府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而推进腐败治理首先就是要解决政府官员腐败问题。通过对中国上市公司2008—2015年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在控制了公司和地区层面的各种因素后,反腐败政策对企业避税行为具有约束效应,这一约束作用在收到较多政府补贴的上市公司中更为明显。结果表明,反腐败政策的实施可以通过压缩政治关联的避税空间来限制企业的激进避税行为。此外,反腐败政策对企业避税的抑制作用在小规模上市公司、传统行业上市公司和位于税收征管较强地区的上市公司中更为明显。这不仅说明了腐败治理会对企业税收行为决策产生影响,也间接支持了政府官员腐败会弱化了公司治理机制的观点。第二,基于营改增政策的税收治理可以有效抑制企业激进的避税行为。营改增政策的实施是我国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举措,也是我国建立健全现代化政府财税治理体系的必经之路。利用我国沪深A股服务业和建筑业上市公司2008—2016年的数据,通过三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了营改增政策的实施对企业避税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营改增政策的实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上市公司激进的避税行为;营改增政策通过减轻企业的综合税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企业避税的动机。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支持了该政策对企业避税行为的约束效应。异质性分析表明,这种影响在非国有上市公司、小规模上市公司以及位于金融发达地区的上市公司中更为明显。进一步分析表明,该政策的减税效果是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来抑制企业避税,而不是通过加强地方政府税收征管强度。这一发现表明,减税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起到缓解企业融资约束的外部性作用。第三,基于《劳动合同法》的政府劳动保护可以有效抑制企业激进的避税行为。在控制其他相关因素后,发现实施《劳动合同法》后,劳动保护的加强与企业避税程度呈显著负相关。这一结果源于企业员工对避税利益的共享效应,即《劳动合同法》的实施增强了员工的议价能力,刺激了员工通过避税获取额外收益的寻租行为;由于边际收益的减少,这又限制了理性管理者的避税行为。进一步检验表明,加强劳动保护对企业避税的约束作用在国有上市公司、大规模上市公司和位于执法力度较强地区的上市公司中更为明显。研究结果为政府劳动保护与企业税收决策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实证证据,说明政府治理可以影响企业内部避税利益的分配。最后,政府治理对企业税收行为决策的影响来不仅限于税收征管等单方面,而是来自其发挥治理作用的多个领域。综合全文的研究结果来看,政府在履行政治职能、经济职能和社会职能时都能对企业避税行为决策产生一定的影响。本文的研究结果丰富了制度环境因素对企业税收行为决策的影响研究。本文提出的政策建议是:对于企业而言,政府治理可以缓解代理冲突,完善企业外部治理机制,合理引导企业税收遵从;对于政府来说,政府治理可以帮助保障税收收入,转变政府职能,促进政府治理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