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盟是主权国家之间形成的双边或多边集团,出于安全、威胁、防御、互助等目的,基于正式的协定或承诺。美韩同盟缘于朝鲜战争,是冷战的产物。1953年《美韩共同防御条约》签订标志着美韩同盟的正式形成,它是两极体制下美国在东亚遏制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要基石,服务于美国亚太乃至全球战略的需要。结构上,美国是主导者;功能上,主要在东亚乃至亚太安全格局中起威慑作用。冷战结束后,美韩同盟的存续一度成为备受关注的问题,由于南北关系依存以及朝鲜半岛极具地缘战略意义,美韩同盟适应了双方战略与利益的需要而实现了延续。2001年“9·11”事件之后,全球安全形势陡然严峻,传统安全因素与非传统安全因素相互交织,美国战略重点转向反恐和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此时,朝鲜被美国列入支持恐怖主义的“邪恶轴心”名单,美韩同盟地位与作用由此而再次凸显。但是,小布什——金大中、卢武铉时期,美韩两国在对朝政策以及处理朝核问题上的分歧,同盟关系有所弱化;奥巴马——李明博、朴槿惠时期,美韩两国东亚战略显示出高度的契合性,在处理朝核问题上意向更趋一致,同盟关系走向强化。总体上看,“9·11”之后的美韩同盟呈现升级基础上的缓“V”型走势,其中,中心拐点出现2008年金融危机前后,前期呈下降态势,后期呈上升态势。“V”型走势反映了“9·11”之后美韩同盟关系的紧密程度以及同盟升级幅度的强度变化,但即使是前期的下降态势仍然是在升级与优化的基础之上进行的。那么,“9·11”以来美韩同盟演进究竟有哪些特点?影响演进的因素有哪些?本文认为,美韩同盟演进的特点主要表现为:向对等互助型同盟方向演化日趋明显、军事合作不断调整和升级、战略区域定位不断扩大、联盟关系向全面型拓展、意识形态指向进入沉寂期。影响美韩同盟演进的因素主要有内部因素与外部因素,其中,内部因素主要是由于“同盟困境”可能带来彼此的担忧以及同盟认知差异导致的分歧难以弥合。可以看出,这种内部因素实际上是所有同盟面临的内在困境,因而它是削弱同盟的因素;外部因素主要包括朝核问题持续乃至不断发酵、东亚整体局势的变化、美国亚太战略再调整、中韩关系关系的改善、中国崛起带来的冲击、全球经济的影响等。而在这诸多因素中,北朝鲜研发核武器、东亚整体局势的变化,美国重返亚太等是促使美韩同盟升级的因素,而中国崛起的冲击、中韩关系关系的改善、金融危机等是方面对美韩同盟的升级有一定的制约作用。影响因素在效果上又可分为强化和弱化两个方面。强化方面主要有朝核危机、东亚整体局势的变化、中美与中韩关系恶化等因素;弱化方面主要是“同盟困境”与同盟认知差异、朝韩关系缓和等因素。这些影响因素之间并非孤立地存在,而是相互联系,往往产生“合力”效果影响同盟的走势,且特定时期内导致同盟弱化的因素可能恰恰成为引发同盟走向强化的原因。两种合力同时存在、同时作用使得美韩同盟呈现多个缓“V”型波动,致使美韩同盟陷入强化与弱化的二元循环结构。本文研究认为,由于美韩两国在东亚的战略与利益具有一致的地方,且维持双边同盟的意愿仍旧强烈,因此,美韩同盟的升级将是主流发展趋势,但也受两国领导人更换特别是韩国总统更换以及对朝政策的影响。鉴于美韩同盟波动特别是升级可能威胁地区和平与稳定,因此,中国作为区域性大国须做出必要的防范与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