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在实验室建立了天然水中溶解态砷、硒的氢化物发生原子吸收光谱法（HG—AAS）的测定体系。并在此基础上，研究了长江主流、主要支流、长江口海域及崇明东滩湿地砷、硒的生物地球化学行为。 于2003年4—5月对长江流域各主要的支流及主流沿程采样，对河水中常量离子、溶解和颗粒态砷、硒进行了分析。长江阳离子以钙为主，而阴离子主要为HCO₃^-，阴阳离子含量顺序为HCO₃^-＞SO₄^2-＞Cl^-，Ca²⁺＞Na⁺＞Mg²⁺＞K⁺。长江主流的Na⁺、Mg²⁺、Ca²⁺、HCO₃^-和Cl^-主要来自于上游；主流及主要支流河水的常量离子主要来自于岩石的风化，而大气沉降的影响很小，只有SO₄^2-受大气沉降影响较大。 长江主流各站溶解态无机砷、硒的浓度变化幅度不大，下游浓度略高于上游；主流溶解态砷、硒的浓度分别在12.28—35.6nmol／L、2.20—5.58nmol／L范围内波动；溶解态砷中以As（Ⅴ）为主，As（Ⅲ）／As比值变化范围为0.17—0.43。颗粒态砷、硒的变化范围为6.87—17.8、0.34—1.19mg／kg。长江支流溶解态砷、硒的浓度明显高于主流，且跨度较大，北方支流中砷、硒的浓度明显高于南方支流，支流溶解砷的变化范围分别为6.95—56.7nmol／L。赤水河砷的含量最低，而沱江和湘江的含量最高；溶解态砷中在赤水、岷江和牛栏江以As（Ⅴ）为主，其它支流则以As（Ⅲ）为主。支流溶解硒的变化范围分别为1.47—9.92nmol／L，最高浓度出现在沱江。长江流域河水中砷、硒含量主要受两方面因素影响：一、流域盆地不同的岩石、土壤类型是造成不同支流砷、硒含量差异的初步原因；二、人为活动对长江河水砷、硒含量有重大影响；部分支流如沱江、岷江、嘉陵江及湘江则主要来自人为活动的输入；而上游地区砷、硒含量受酸沉降影响较大。主流溶解态砷、硒的通量从上游到下游呈逐渐增加的趋势，上游对溶解砷、硒的入海通量贡献较小，而洞庭湖水系的贡献较大，约占长江入海通量的80％。三峡工程对颗粒态砷、硒的入海通量影响较大。 分别于2004年9月和2005年8月利用“海监47号”和“海监49号”科学调查船在长江口海域采集不同层次的水样，测定水样及底沉积物中砷、硒以了解痕量元素砷、硒。长江口海域溶解砷、As（Ⅲ）含量的变化范围分别为13.5—25.2、未检出—5.22nmol／L，平均值分别为17.9、1.76nmol／L；无机砷以As（Ⅴ）为主，As（Ⅲ）占总无机砷的比例为0—39.7％，平均比例为9.8％。溶解硒的变化范围分别为1.50—5.70nmol／L，平均含量为3.35nmol／L。底沉积物砷、硒含量变化范围较大，分别为3.87—13.1、0.067—0.23mg／kg，最高含量出现在长江口附近，而最低含量则在台湾暖流影响的区域。生物作用对溶解态硒的分布影响较大，而对溶解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