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89年世界银行首次使用“治理危机”一词之后，“治理”概念成为国际社会科学界研究的热点。十几年来，“治理”概念逐渐被发展为一个内涵较为丰富、结构框架和逻辑体系较为完整的理论。本文试运用治理理论的基本观点和主张，来探讨我国当前行政改革问题，以期对我国行政改革理论与实践有所借鉴。本文分为以下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治理理论产生的背景、基本论点及对公共行政的主要贡献治理理论的提出决非偶然，有其广泛的社会背景。首先，从国际层面看，全球公共问题日益增多，全球公民社会不断壮大，是治理产生和兴起的重要原因；其次，从国家层面看，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普遍面临的管理危机是治理理论产生的直接原因；再次，从技术从面来看，科技的发展是治理理论和实践产生和兴起的坚实基础。同时，治理理论的提出有着深刻的学术背景：一是治理理论既是对关于福利经济学市场失灵论的超越，也是对公共选择理论关于政府失败论的超越；二是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和民主政治理论是治理理论最深刻的理论基础和渊源。文章从五个方面阐述了治理理论的基本论点：就主体而言，治理理论提出，公共行政的参与者是由包括政府、但又不限于政府的一整套社会公共部门和行为者所组成的系统；就公共行政的责任而言，治理理论提出，所谓公与私、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市场的责任界限实际上是相当模糊的；就公共行政主体之间的关系而言，治理理论提出，政府与各个社会公共机构、个人之间存在着权力依赖和互动的伙伴关系；就公共行政的运行机制而言，治理理论提出，公共行政将依靠一种自主自治的网<WP=45>络体系来进行；从公共管理的政府行动策略而言，治理理论提出，要重新界定政府的权限范围及其行使方式。文章指出，治理理论对改革传统公共行政模式有着重要的意义，主要表现在两个层面：从规范的角度来看，治理理论重新设定了与传统公共行政学相对立的人性观和哲学观；从操作的层次上看，治理理论提出了一系列有关公共管理和公共行政改革的举措。第二部分：治理理论运用于我国行政改革实践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分析当前，介于国家与个人、政府与市场之间的社会自治性组织的出现，说明中国公共权力配置和运作的社会基础正在发生重大变化。这一变化，迫切要求我国政府改革公共管理模式。而治理理论正是在如何从传统统治模式向现代治理模式转化这一问题上，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和重要的参考价值。文章认为，将治理理论运用于我国行政改革实践，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行的。原因是：第一，经济体制转型，为中国政府治理实践提供了广阔的平台。主要表现在：市场经济体制改变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市场经济体制萌生了人们强烈的自主意识，改变了人们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市场经济体制的开放性改变了中国与世界的关联程度和联系方式。第二，社会中介组织迅猛发展，为中国政府治理实践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条件。主要表现在：社会中介组织承担更多的管理和服务的职能；社会中介组织沟通服务的能力得以扩展；社会中介组织的协调能力增强；社会中介组织自理机制加快成长。第三，我国信息化水平不断提高，为我国政府治理实践提供了必要的技术支持。第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实际上已经积累了一定的治理经验。第三部分：“治理”视角下我国行政改革的方向。这是文章的重点部分。本文试从政府职能、政府组织和政府管理方式等三个方面作深入探讨。 <WP=46>第一，转变政府职能，重塑政府与社会的关系。要处理好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最重要的就是要处理好政府与公民的关系以及政府与社会中介组织的关系。文章认为，重塑我国政府与公民关系，首先要正确界定公民与政府关系的明确内涵；其次，要明确重塑公民与政府关系的目标，即政府管理能力的提高和公众对政府服务的积极评价；再次，建构新型的公民与政府关系应采取一系列具体措施，包括利用多种渠道，提高政府公共服务能力；规范政府行为，倡导行政法治化；积极运用网络技术，提高政府工作效率，等等。重塑政府和社会中介组织之间的关系，一是要明晰和规范政府与社会中介组织的关系，加速政府职能与社会中介组织职能的归位；二是要对社会中介组织的发展进行统一规划，以使其有计划、有重点、有步骤地健康发展；三是要加快建立起一整套有关社会中介组织的法律和法规，依法对社会中介组织进行引导、监督和管理。第二，优化行政组织，提高政府社会公共服务能力。文章认为，要按照“治理”的要求规范和优化我国行政组织，首先，行政组织要实现分权化；其次行政组织要趋向扁平化；再次，行政组织要培育良好的学习型和合作型文化。第三，变革治理方式，实现政府和社会双向互动。文章认为，目前我国政府重点应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出努力：首先，推进行政公开向纵深发展，提高行政活动的公开性和透明度，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其次，培育民主能力，健全规则和程序，进一步完善我国行政决策中的民主参与机制，疏通民意表达渠道；再次，加快我国电子政府建设的步伐，推动政府管理信息化、网络化，建立迅速、有效的沟通途径和意见反馈机制。最后，进一步推进村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