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以降，中国诗歌场域构建呈现出与任何一个时代相区分的现象和特质。其中最突出的三个方面是:其一，市场的挤压、商品的打击让诗歌场域空间急剧缩小，诗人、诗歌生产机构、传播机构和评价机构活动和影响力缩小，诗歌场域整体失重感导致关于诗歌的严重危机感;其二，在互联网语境中，诗歌场域空间又突然无限扩大、分散为一个个缺乏交集和公众整体对话能力的场域碎片;其三，诗歌“帮派”林立、诗歌事件叠出、诗歌斗争不断;黑社会行话、脏话、暴力语言等公行于大众媒介;策略、关系、运作和潜规则等手段风行于诗歌生产、传播、评介等各个方面，整个场域呈现出浓厚的江湖气。其中涉及到几个方面的关键词:市场、互联网、深具中国性的“江湖”文化传统和当代中国特殊的诗歌语境，几个方面以“江湖”为核心，互为因果，深刻地影响了当前诗歌写作，产生出诸多问题。　　本论文以“江湖”的视角切入近二十年诗歌场域现象的研究，分析在新的诗歌语境下，具有本土性质的“江湖文化”小传统对诗歌场域构建逐渐强大的影响力和表现。具体而言，将尽可能如实细致地考察江湖化的诗歌场域现象从潜在到凸显再到深入人心、全面到来的主要表现，反思诗人们关于“江湖”的过度浪漫的文化想象，澄清“诗江湖”以诗歌帮派为基础、以“斗”为核心、以“争”为鹄的的主要特质，反思“诗江湖”带给诗歌场域构建、诗人精神和诗歌写作的突出影响。在展开过程中，力求对市场、互联网在中国运行的特殊性以及中国当代诗歌所处的特殊语境与“江湖文化”在诗歌场域大行其道的关系有所触及和思考，也致力于揭开具有悖谬性的一个真相:在当前的中国诗歌语境下，有时候恰恰不是具有高级文明样态的知识分子的种种诗歌理论，而是在文明递进层级上较低等级的“江湖”文化，在推动着诗歌的发展。　　本论文分为三个部分:绪论、正文和结语。其中，正文包括第一章到第五章的内容。　　绪论部分对选题的价值、术语准备和研究方法等进行了阐释。　　第一章“近二十年诗歌场域的变迁与‘诗江湖’界定”主要阐释了自20世纪90年代以降，中国诗歌场域发生的三个方面的突出变化:其一，诗歌场域空间的缩小和诗人的失重感;其二，对失重的反思和诗歌场域自主性构建的努力;其三，诗歌场域构建的失败和场域“江湖化”。分析了三方面分别涉及的几个关键词“市场”、“互联网”和“江湖文化”传统的关系以及各自在中国的特殊性，指出了由潜在到凸显再到全面“江湖化”的现象是近二十年诗歌场域变迁的最终结果。然后，对“江湖”词源的发展以及由此衍生的“江湖社会”、“江湖文化”的发展和特征做了比较全面的梳理。在此基础上，界定了本论文的核心概念“诗江湖”:“诗江湖’是在中国传统的江湖文化基础上和中国特色的诗歌语境中，诗歌民间生产力的一种割据状态，是最具有反叛性、暴力性和破坏性的江湖化的诗歌场域现象。”最后，详细分析了“诗江湖”的基本表征:民间意识形态性、帮派性、暴力性和不确定性。　　第二章“潜在与凸显-20世纪90年代‘诗江湖’的两个阶段”论述了以“盘峰论争”为界，上个世纪90年代江湖化的诗歌场域由潜稳至凸显的过程和表现。首先对“盘峰论争”前潜在的“诗江湖”进行了分析。一方面是探究“知识分子写作”极力断裂自身与20世纪80年代“朦胧诗”的关联，将“个人写作”、“知识分子写作”制度化、阵营化，并在世纪末文学史的焦虑中，以圈子的写作方式命名整个时代的真相;另一方面是考察对“知识分子写作”极其不满的新势力，后来被指定为与“知识分子写作”相对的“民间写作”一脉，拉帮结派，以“民间”为策略，与“知识分子写作”进行的潜在“占位”较量的历史。接着，本章以“争”为论述的核心，主要论辩了前述双方在盘峰会议中以及会议后的公开较量，提供了双方斗争中使用大量江湖手段、江湖语言和江湖策略的细节，并分析其对诗歌场域氛围的巨大影响，证明“盘峰论争”是将“诗江湖”由隐性推向显性的关键。　　第三章“命名与深入人心-‘诗江湖’时代的全面到来”主要以《诗江湖》网站和“下半身诗歌”的个案剖析为基础，具体考察了“下半身诗歌”成名所倚仗的江湖氛围、江湖关系和江湖手段，以及，《诗江湖》网站在风起云涌、快速发展过程中体现出的网络与江湖手段、江湖帮派化的互动关系。指出了在“盘峰论争”后诗歌场重组的新世纪，前述二者从创建、命名到取得在诗歌场中重要位置的过程，本身就是诗歌场域全面江湖化的象征。在此基础上，本章详细列举了“诗江湖”时代全面到来的各个维度的表现:江湖语言、江湖叙事、江湖争斗和江湖性格。辨析了这些以自由、先锋、流派、诗学论争为旗帜的语言、叙事、斗争和人物实质上的江湖性质。　　第四章“既成的轨迹和潜规则”主要考察了“诗江湖”中十分重要的三个方面的潜规则:前辈合法定义权的利器、内部斗争和持久革命、诗歌拜名教-象征资本的争夺。通过丰富具体的案例分析，力求揭开在江湖化的诗歌场域内，恰恰不是理论家和诗人们提出的种种理论，而是来自场域内部的一些不成文的又是大家心照不宣的规则，影响着诗歌场域的结构和变化的真相。　　第五章“关于‘诗江湖’的反思”，首先分析了江湖“造反”意识、“暴力”倾向、“狂欢”心态造成当前诗歌写作概念化、暴力化、崇低化的狂欢。然后在诗人关于“江湖”的浪漫想象中展开对“诗江湖”实质的反思，质疑在诗人想象中逐渐深入人心的“江湖”的关键词“独立自由”、“开放反叛”和与“庙堂文化”相对抗的文化价值等等，在具体的诗歌场域构建中，究竟具有多大的可靠性？并从江湖文化的价值归属、价值取向的角度分析，得出“‘江湖文化’并不具有与‘庙堂文化’价值对抗的意义，也不可能对‘庙堂文化’既定的文化价值有根本的触动，甚至，在更高层面上，两者所遵循的价值取向和游戏规则性质一样”的结论，所谓的“独立自由、反叛开放”只是打着先锋旗帜的诗歌政治学意义上的“造反”和“闹事”。进而归纳出“诗江湖”的真实面目:以“诗歌帮派”为基础、“斗”为核心、“争”为鹄的”、以策略、操作、潜规则和人情关系网络为方式。　　结语部分主要是总结本论文以“江湖”视角对当前诗歌场域现象问题的研究，在方法论意义上已经做到的或者还有待完善的几个方面。具体从五个方面的问题意识出发来回答，涵括:在关于“江湖”的多个维度中如何界定“江湖”和本论文中的“诗江湖”？近二十年“诗江湖”为什么大行其道，它与中国文化传统和中国式的市场、网络质素有什么关系？它与当前诗歌场域中一些流行概念比如“先锋”、“民间”等等的复杂关联？它与当前诗歌写作的暴力性、崇低性、狂欢性有何关联？梳理清楚这些问题，在方法论层面上，“诗江湖”也就具有了较大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