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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甲巯咪唑（Methimazole,MMI）是治疗格雷夫斯病（Graves’disease,GD）的主要治疗药物之一,其在血液中被甲状腺摄取,主要通过抑制甲状腺过氧化物酶的活性从而抑制甲状腺激素合成和释放。然而在临床实践中发现,药效在个体间变异较大,有些病人在使用后甲状腺功能恢复正常的速度较慢,而另外一些病人在治疗过程中可出现严重的药源性甲状腺功能减退。在药物治疗的早期我们期望以合适的剂量使甲状腺功能迅速稳定地恢复到正常状态,同时尽可能减少药物不良反应的发生。因此临床需要简便易行的方法以预测不同患者对药物治疗的反应。在众多与药物反应和疗效相关的临床研究中,由于对不同药物反应缺乏统一而客观的定义,目前对不同的早期药物治疗反应的预测,其结果各不相同。甲功恢复正常时间、是否出现严重甲减等对不同治疗效果或药物反应的定义不能排除医生对药物调整时的主观影响。新近有文献提出应用数学模型定义药物反应[1],对此我们对其进行探索并与早期文献进行比较,并对不同药物反应组不良反应的发生进行比较。目的:验证数学模型在定义甲巯咪唑药物反应中的作用,探索不同药物反应组的个体差异和治疗过程中不良反应是否存在不同,为格雷夫斯病的临床药物治疗方案的选择提供依据,并初步探讨其可能的机制。方法:回顾性分析门诊格雷夫斯病患者甲巯咪唑治疗前后的一般资料（包括起病年龄、性别、吸烟史、触诊甲状腺大小）、血清学检查指标（血常规、甲状腺功能、甲状腺相关抗体滴度、肝功能）、影像学指标（甲状腺摄碘率）等,选取起始日剂量为30mg（分3次口服）的患者资料,取连续监测的血清游离甲状腺素水平进行线性回归建立“药物反应系数”的数学模型,通过中位数进一步将患者分为“慢反应组”和“快反应组”。收集、比较反映两组间的治疗效果的一些指标,如游离甲状腺素（FT4）恢复正常的时间、治疗过程中是否出现严重药物性甲状腺功能减退症（TSH≥10uIU/ml）和第1月游离甲状腺素下降水平和下降率等验证数学模型对药物治疗反应评估的作用。对比两组间基线资料,以期探寻不同药物反应的个体差异。最后比较不同药物反应患者出现不良反应的情况,为临床诊疗提供依据。结果:1.“药物反应系数”中位数为0.0438。取中位数分成“快反应组”和“慢反应组”,两者线性方程拟合优度无明显差异（p=0.542）。2.“快反应组”患者血清FT4水平恢复正常的时间明显少于“慢反应组”（p<0.01）;“快反应组”患者第1月游离甲状腺素下降水平和下降率均高于“慢反应组”（p<0.01）;“快反应组”出现严重药物性甲状腺功能减退症的比率明显高于“慢反应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3.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快反应组”治疗前血清FT3（p<0.01）、FT4（p<0.01）以及血清TRAb（p<0.01）水平明显高于“慢反应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4.单因素ROC曲线显示:以血清游离三碘甲状腺原氨酸23.4pmol/L作为切点时,对“快反应组”的灵敏性为0.564、特异性为0.883,AUC=0.784（p<0.01）;以血清游离甲状腺素51.1pmol/L为切点时,灵敏性为0.713、特异性为0.809,AUC=0.788（p<0.01）;以血清促甲状腺受体抗体16.3IU/L为切点时,灵敏度为0.681、特异性为0.798,AUC=0.804（p<0.01）。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前进法）显示,FT4和TRAb纳入方程,整体模型拟合良好,多因素ROC曲线下面积0.903（p<0.01）;FT4回归系数为0.084,OR=1.088,95%置信区间1.056-1.121（p<0.01）;TRAb回归系数为0.132,OR=1.142,95%置信区间1.092-1.193（p<0.01）。6.“快反应组”出现生化异常（包括粒细胞异常和肝功能异常）的比例高于“慢反应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22）;其中“快反应组”出现粒细胞减少比例（p=0.721）和出现肝功能异常的比例（p=0.080）与“慢反应组”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结论:起病时血清游离甲状腺素水平或抗甲状腺受体抗体水平高的患者,对药物治疗更加敏感,也更容易出现药物不良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