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先秦时期开始,中国的汉族就对汉地周边的非汉民族给予持续的关注和记录,形成了长久的传统。关于苗族地区的记载,自古有之。这些记载除了给人们提供一些粗枝大叶的印象以外,还谈不上对苗族有什么研究。科学的民族研究肇始于19世纪中叶兴起的,以人或民族为研究对象的文化人类学。　　 最早在国内从事近代文化人类学实践的拓荒者是一批活跃在中国大地的传教士。19世纪60、70年代,西方传教士开始深入中国内地,并进入西南苗族地区,有关苗族的人文风俗、社会结构、组织制度、经济形态的记述开始出现在传教士的旅行记和文章当中。与此同时,随着“西学东渐”的深入,国内学术界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到了20世纪20年代,中国通过引进西方民族学的理论和方法,建立起自己独立的民族学学科,并立即开展了自身的民族研究。在1930年代,中央研究院派出凌纯声、芮逸夫等专家,到湖南湘西苗族地区进行田野调查,这开启了国内学者在西南苗族地区的文化人类学事业。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为中国民族学事业的大发展提供了契机。当时大量的科研院所及高校由于抗战的需要而转迁进中国内地特别是西南地区,有关学者有机会深入到民族边疆地区开展田野调查。同时为了抗日救亡,建设广大内陆地区,中国政府和学者也开始加快研究内陆地区及民族的步伐。这样苗族研究迎来了发展的高潮时期。　　 本文将系统回顾近代中国、欧美、日本学者在苗族地区的研究历程。文章拟把近代苗族地区的文化人类学事业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世纪中后期到20世纪20年代,本阶段是西方传教士及学者开始苗族研究的时期,揭开了苗族地区文化人类学事业的序幕；第二阶段,1928-1937年,中国建立了自己独立的民族学学科,开始了国人在苗族地区的田野调查活动,本阶段是国内学者研究苗族的起步时期；第三阶段,1937-1949年,由于抗战的爆发,边疆民族研究成为一门显学。当时政府部门、科研机构和相关民族学者、历史学家都有意识地加强了对苗族地区的研究,有关研究成果日益频繁地出现在当时出版的各种书刊、报纸、杂志中。这一阶段,苗族文化人类学事业迎来了其发展的黄金时期。文章除了回溯近代苗族地区的文化人类学事业,还将努力揭示各发展阶段的特点和存在的问题。对于近代苗族文化人类学事业的进行纵向的考察,不仅是对苗族研究的学术史进行回顾,它还能从一个侧面展现中国民族学发展历程。通过对苗族研究的回顾,我们能大致看到中国民族学发展各阶段的鲜明特色和走向。同时,有关结论对同时代其他西南民族的研究也具有一定参考意义。　　 全文分为四章:　　 第一章:近代苗族研究的背景。简述西方文化人类学的发展,以及早期西方传教士进入苗族地区的情况,交待了近代苗族研究的背景。　　 第二章:苗疆文化人类学事业的开端。来自欧美国家的传教士开启了对近代苗族的研究,其中一些传教士由于传教上的需要,开始了对苗族的参与式观察。与此同时,外国的一些学者、官员也参与到这一研究行列。受当时西方民族学的影响,这一时期研究侧重体质、语言、历史的研究。这一时期的苗族研究仍然不够科学。其中较杰出的研究为鸟居龙藏的《苗族调查报告》。　　 第三章:苗疆文化人类学事业的发展。介绍西方民族学理论和方法的引进,国人开始了早期的苗族研究。中国民族学成为独立学科后,开展了国内学者的田野调查活动。凌纯声、芮逸夫的《湘西苗族调查报告》是1930年代苗族研究的代表之作。同时,西方传教士和学者由早期猎奇性描述转而进行了更为专业化的文化人类学研究,推动了苗族文化人类学事业的进一步发展。　　 第四章:苗疆民族学事业发展高潮的到来。全面抗战爆发,苗族文化人类学事业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这一时期,苗族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得到拓展。此时一个显著的特点是苗族研究与现实问题结合得更紧密,研究的实用性增强。此外,苗族学者参与本民族研究,研究视角由“他观”转向苗族学者的“自观”研究。与此同时,一些汉族学者也试图用苗族人自身的观点来解释他们的文化,开始用“自观方法”研究苗族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