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发生导致亚洲国家货币大幅贬值，其中较严重的有泰国泰铢、韩国韩元、印度尼西亚盾和马来西亚令吉，分别贬值了39％、36％、72％和40％。这次危机也导致亚洲的大批企业倒闭。如果企业内部没有管理外汇风险的制度，亚洲金融危机的发生所导致各种货币汇率的大幅波动会给跨国企业带来很大冲击。如果企业没法有效管理汇率波动所产生的风险，最坏的情况是导致企业倒闭。　　本研究利用资本市场法和现金流量法对20家持有汇率衍生工具的香港非金融上市公司进行了外汇风险暴露实证分析。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利用资本市场法上市公司的外汇风险暴露显著比例为10.0％。显著外汇风险暴露的上市公司表示由于上市公司没有成功利用汇率衍生工具来对冲外汇风险，外部投资人预期汇率波动会对上市公司的未来现金流量产生影响而对其股价作出了相关的实时反应。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利用现金流量法上市公司的外汇风险暴露显著比例为5.3％。显著外汇风险暴露的上市公司表示其外汇风险管理制度没有成功利用汇率衍生工具来对冲外汇风险。在两种实证方法分析下有16家上市公司（股票0020因数据不足没法比较）的外汇风险暴露都是不显著的，表示这些上市公司成功利用汇率衍生工具把其外汇风险对冲。　　本研究两种实证方法的分析结果与其他学术研究结果进行了比较。利用资本市场法的上市公司外汇风险暴露实证分析结果与26份学术研究结果进行了比较。在26次显著外汇风险暴露的比较当中，本研究的显著上市公司比例有19次是低于过往学术研究的实证结果，有1次与过往学术研究的实证结果持平，而有6次是高于过往学术研究的实证结果。相对以往学术论文中较高的实证结果，本研究的实证结果要低0.6％至55.5％。相对以往学术论文中较低的实证结果，本研究的实证结果要高1.8％至6.0％。由于以上的学术研究都没有把持有汇率衍生工具作为其选择样本的条件之一，所以有数据支持上市公司持有汇率衍生工具能有效对冲其外汇风险。相对于一份2007年关于香港跨国上市公司外汇风险暴露实证分析研究结果，本研究的显著上市公司比例要低16.4％（美元）及9.7％（日元）。此数据也支持上市公司持有汇率衍生工具能有效对冲其外汇风险。　　本研究利用资本市场法的上市公司外汇风险暴露实证分析结果与3份对持有汇率衍生工具上市公司作出实证研究的论文进行结果比较。相对3份学术论文中的实证结果，本研究的实证结果最多只相差1.9％。从以上比较结果反映持有汇率衍生工具的香港非金融上市公司显著外汇风险暴露比例与其他学术研究相接近。这证明香港非金融上市公司管理汇率衍生工具的有效性与其他学术研究的样本上市公司相近。　　本研究利用现金流量法的上市公司外汇风险暴露实证分析结果与7份学术研究结果进行了比较。本研究的实证结果比全部学术论文实证结果都要低。相对以往学术论文的实证结果，本研究的实证结果要低2.3％至43.7％。由于以上的学术研究都没有把持有汇率衍生工具作为其选择样本的条件之一，所以有数据支持上市公司持有汇率衍生工具能有效对冲其外汇风险。　　本研究利用资本市场法和现金流量法对持有汇率衍生工具的香港非金融上市公司的实证结果进行了比较。本研究的显著上市公司不同结果比例为15.8％。本研究两种实证方法的比较结果与2份学术研究结果进行了比较。本研究的显著上市公司不同结果比例分别是低4.4％至31.3％和高5.1％。　　在考虑时滞问题的情况下，利用资本市场法和现金流量法分析样本香港上市公司的外汇风险暴露得到了不同的结果。利用资本市场法在考虑一个月时滞及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外汇风险暴露的香港上市公司占总体的10.0％。在没有考虑时滞的情况下，本研究的上市公司外汇风险暴露显著数目也是相同的。本研究的实证分析结果与其它研究的分析结果都不相同，即本研究显著外汇风险暴露的上市公司比例并没有增加或减少。以上学术研究在分析上市公司外汇风险暴露是否存在时滞问题的时侯只比较在考虑和不考虑时滞问题情况下样本上市公司外汇风险暴露显著比例的大小。由于时滞问题只在个别上市公司的外汇风险暴露中存在，这种分析方法并不能否定时滞问题的存在性。　　由于有研究结果表示在考虑三个月时滞下上市公司外汇风险暴露获得较高显著比例，本研究分析了考虑三个月时滞下样本香港上市公司的外汇风险暴露。在考虑三个月时滞及5％的显著性水平下，没有香港上市公司拥有显著的外汇风险暴露。这与别的研究结果并不相同，即本研究显著外汇风险暴露的上市公司比例并没有在考虑三个月时滞的情况下增加。　　本研究从资本市场法实证比较结果中得出几个结论。第一、个别香港上市公司的外汇风险暴露可以存在或不存在时滞问题。第二、上市公司外汇风险暴露的时滞长度要从实证分析中获得。第三、从没有考虑时滞问题到考虑三个月时滞的实证结果中都没有显著外汇风险暴露的香港上市公司属于有效利用汇率衍生工具对冲其外汇风险。同时，投资人在分析这些上市公司外汇风险暴露的过程中不存在一个月及三个月的时滞。第四、从没有考虑时滞问题到考虑三个月时滞的其中一项实证结果中拥有显著外汇风险暴露的香港上市公司代表没有有效利用汇率衍生工具对冲其外汇风险。同时，投资人在分析这些上市公司外汇风险暴露的过程中存在一个月或三个月的时滞。第五、由于目前获得上市公司信息的渠道较多，投资人在分析过程中存在的时滞也随获得上市公司信息量增多而减少。　　另一方面，本研究在考虑时滞问题情况下利用现金流量法进行了样本香港上市公司的外汇风险暴露分析。在考虑六个月时滞及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外汇风险暴露的香港上市公司占总体的10.5％。在考虑六个月时滞的情况下样本上市公司的外汇风险暴露显著数目有增多。这与别的研究结果不相同，即本研究显著外汇风险暴露的上市公司比例是增加。利用现金流量法在考虑一年时滞及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外汇风险暴露的香港上市公司数目为零。这个实证分析结果较在考虑没有时滞及六个月时滞情况下的分析结果都要低。　　本研究从现金流量法实证比较结果中得出几个结论。第一、个别香港上市公司的外汇风险暴露可以存在或不存在时滞问题。第二、上市公司外汇风险暴露的时滞长度要从实证分析中获得。第三、从没有考虑时滞问题到考虑一年时滞的实证结果中都没有显著外汇风险暴露的香港上市公司属于有效利用汇率衍生工具对冲其外汇风险。同时，上市公司决策者或外汇风险管理制度负责人调整其外汇风险管理制度时不存在六个月及一年的时滞。第四、从没有考虑时滞问题到考虑一年时滞的其中一项实证结果中拥有显著外汇风险暴露的香港上市公司代表没有有效利用汇率衍生工具对冲其外汇风险。同时，上市公司决策者或外汇风险管理制度负责人调整其外汇风险管理制度时存在六个月或一年的时滞。　　本研究在考虑时滞问题情况下利用两种实证方法的结果进行综合比较。从实证分析比较中得出几个结果。当上市公司的营业现金流因没有有效对冲外汇风险而受到实时汇率波动的影响，投资人用一个月时间分析并将其反映在上市公司的股票价格上。当上市公司营业现金流存在六个月时滞的显著外汇风险暴露，在考虑四个月到八个月时滞下投资人并没有将汇率波动的影响反映在上市公司的股票价格上。这结果表示在上市公司的决策者或外汇风险管理制度负责人调整其外汇风险管理制度时存在六个月时滞的情况下，投资人可能因为在市场上缺乏有关的公开资料及分析上市公司外汇风险暴露的复杂性而没有将汇率波动的影响反映在上市公司的股票价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