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二十世纪最负盛名的自由主义思想家,伯林为自由一词做出过最为经典的诠释——提出了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的区分,并为消极自由进行辩护。本文通过对伯林的消极自由理论的展开和分析,旨在探讨伯林自由论题所呈现出的逻辑上的紧张和矛盾,并试图发现造成伯林这种思想紧张的原因。伯林明确划分了两种自由的概念,试图澄清自由一词的本来含义,认为我们在政治生活中应该坚守消极自由的底线。对理性主义一元论所可能导致的集权主义的担忧,使他拒斥各种积极自由的理论。因为在他看来,积极自由即便不是集权主义的直接依据,也为集权主义提供了理论上的借口。消极自由不仅值得捍卫,也是我们生活在这个价值多元世界背景下的无奈之举。面对各种不断冲突着的价值,没有人可以替我们抉择,我们不得不进行选择。人类的价值之所以是多元与不可通约的,其根本的原因在于人类并没有稳固的本性。在柏林看来,人类并非是基于固有的本性去进行价值选择,相反是因为在各种价值互相冲突的生活实践中人的不断选择才塑造了其本性。然而伯林论题的紧张也是明显的:伯林在坚持消极自由的同时极力的批判理性,那么一个不能理性自主的主体如何去实现在价值多元下的价值选择?如果价值是多元的而自由只是诸多价值的一种,那么消极自由又如何具有优先性?伯林自由论题的紧张体现出他对现代性的既反省又认同的立场,对启蒙主义理想既警觉批判又赞许同情的审慎立场。也许对于伯林来说,人的选择能力源于我们每个人具体的生活体验,而与任何抽象的理性主义无关。伯林的自由论题体现得并不是精巧的理论建构而是一种现实的生活常识和生活态度。在政治构建和法制推动中首先应该考量的是具体的生活体验而不是建构什么理论体系,也许是伯林给予我们最大的忠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