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詹姆斯被称为“旅外作家”,他横跨两大洲的独特经历不但为他的创作提供了宝贵的素材,更重要的是赋予了他一种流放者的典型特征:双重视角。得益于此,詹姆斯创作了大量国际题材的小说。受阿诺德文化融合思想的影响,詹姆斯试图建构一种理想的文明,即欧洲的经验知识与美国的道德意识的结合。然而,他在欧洲多年的生活经历证明这种理想文明不过是一种信念,在世俗世界永远无法实现。本文借鉴文化研究和身份理论,以文本细读为主,结合詹姆斯的生平,以他的不同时期的五部小说为主要研究对象,揭示了他在小说中呈现出的理想文明的建构过程,以及发现不能实现理想文明后的应对策略:那就是做艺术世界中的精神隐士。　　 本文第一章主要阐述詹姆斯双重流放的生存状态及对理想文明的追求。他在异国环境中经受了无所不在的隔膜感,始终是一个局外人,饱尝了精神与生活上双重流放的滋味。詹姆斯的这种失落感以及对理想文明的构建是通过小说中的人物表现出来的。与他们的作者一样,经历了文化归属的困惑和文化身份的焦虑,他们的愿望就是为自己寻觅和重建一个确定的文化身份。　　 论文的第二章主要分析詹姆斯的早期作品《罗德里克·赫德森》和《黛西·米勒》中两种错误的文化身份观。主人公面对欧洲陌生的文化环境时无所适从,前者持臣服主义的文化身份观,一味沉溺于异己文化,背离美国文化传统；后者则采取本土主义的文化身份观,在文化交流中坚持狭隘的民族主义的态度,拒绝必要的理解与和解,最终都成为欧美文化冲突的牺牲品。这两种不同人物的最终结局反映了早期詹姆斯对建构美国人文化身份的最初思考。　　 论文的第三章主要通过分析《美国人》、《一位女士的画像》、《使节》来展现詹姆斯作品中主人公的身份变化。身份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一个不断建构的过程。美国人群体在欧美两种文化的碰撞中,重新考虑自身的存在状态,身份定位不断变化。纽曼已经是一位具有鲜明身份特征的美国人,伊莎贝尔·阿切尔已不再追求单一身份,而是认同自己的混杂身份,承认自己是具有欧洲文化特征的美国人。到后期作品,美国主人公则以文化融合者的身份出现,呈现出世界主义者的身份特征。至此,詹姆斯完成了对他的理想人物的构建,体现“不同民族志趣和智力上大融合”优势的美国人。　　 然而,正如前文所述,他的理想终究是一种理想主义的构思,在现实社会中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他只能转向艺术中去寻找寄托,本文的最后一章主要论述这一点。面对欧洲文明,和他的主人公一样,詹姆斯自己也经历了一个从理想到现实的转化和融合过程。他将对生活的激情转化为对艺术的激情,将小说反映的对象和表现的题材从外部社会转向内心世界,对理想文明的追求也转向艺术技巧的层面,开始与现实的欧洲社会保持距离,做起了生活中的旁观者,成了一个在社会中过着群居生活的隐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