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已经进入工业化和城镇化快速发展的历史阶段,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是一个必然的趋势。据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预测,2030年城市化率将要达到67.81%,按照2009年中国46.6%的城市化率,每年要提高城市化水平近1个百分点,相当于每年有近1400多万人转移到城市,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任务仍然十分艰巨。中国西部农村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相对较低,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和东部地区,多数没有接受职业教育或培训的机会,从事非农就业的技能相对低下,因此他们干着城市里最苦、最累、最脏的工作,收入远远低于城镇人口；住房、社会保障等也与城镇人口差别巨大,专属的称为“农民工”。人口数量庞大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已经成为我国上至各级政府、下至普通民众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按照世界各国历史的发展轨迹,农村劳动力会伴随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逐渐融入城市,成为城镇居民。从国家宏观层面上,如何妥善地解决农村劳动力转移,提高他们文化程度和技术水平,进而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促使他们平稳地转化成为市民是各级政府的责任；从微观层面看,将转移和已转移的农村劳动力个体必须掌握非农就业的技能,才能顺利转化为城镇居民。而职业教育以其独特的教育目标和形式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作用于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的解决。基于上述背景,本文选择职业教育对西部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贡献进行研究,全面把握职业教育在西部农村劳动力转移中的供求状况,以期为各级政府在职业教育和农村劳动力转移中发挥作用提供决策参考意见。一、研究的内容本文是对职业教育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贡献的研究。主要研究内容包括：第一、职业教育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理论分析。在界定职业教育概念和内涵基础上,论述了职业教育对就业增长的效用,进一步的,从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阐释了职业教育对农村劳动力转移贡献的机理；最后就职业教育对农村劳动力转移贡献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深入地分析。第二、从宏观层面对职业教育及培训对西部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贡献进行基于经验数据的实证分析。首先采用菲德的的两部门模型来检验职业教育及培训的政府投入对西部农村经济总量增长的贡献度,以间接反映出职业教育及培训对西部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贡献；然后采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模型对西部地区职业教育规模与农村劳动力转移规模之间是否存在Granger因果关系,以确定西部地区职业教育规模是否是农村劳动力转移规模的Granger原因。第三、从微观层面对职业教育及培训对西部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贡献进行基于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采用调查问卷的方式,获取转移劳动力个人基本情况、职业教育及培训参与和就业情况、对职业教育的认知和评价等方面的数据,再通过运用描述性统计及对比分析的方法,反映接受职业教育及培训与否在转移劳动力就业及收入等方面的差别。在此基础上,采用费景汉·拉尼斯分解模型测度出职业教育及培训对转移劳动力收入差异的贡献度。最后,运用Logit模型检验转移劳动力接受职业教育及培训的影响因素。第四、全面考察农村劳动力转移视野下西部地区职业教育及培训的供求状况。首先,从西部地区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约束入手,阐释西部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特殊性,并在此基础上分析西部地区农村转移劳动力对职业教育及培训的需求；其次,通过对我国职业教育及培训的供给的历史变迁进行全面把握,分别对我国西部地区的中等职业教育、高等职业教育以及职业培训供给的现状进行了详尽分析；最后,对我国西部地区职业教育的供给与需求的协调性进行了深入剖析,并指出西部地区职业教育及培训供求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二、研究的主要结论1,职业教育作为给予学生从事某种职业或生产劳动所必须的知识和技能的教育,通过职业准入资格教育、劳动者转岗教育培训、农村转移劳动力培训、提升专业技能培训、新型农民教育培训等教育方式,为促进我国就业增长具有极大效用。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阐释了职业教育对农村劳动力转移贡献的机理。宏观上,适应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对农村新生劳动力进行大规模的职业学历教育,补充城市二三产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对转移农村劳动力实施职业技能提升培训,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失衡；各级各类职业教育的实施,提高了农村劳动力的整体素质,对缓和化解转型进程中的社会矛盾具有显著作用。就农村劳动力个体而言,职业教育一方面提高他们的文化程度,使其取得非农就业资格：对在职的农民工进行专业技能培训,稳定他们在城市的就业,增加工资收入；职业教育和培训有助于提高农民工的综合素质,促使他们逐渐融入城市生活。值得注意的是,宏观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调整对就业岗位的提供、国家相关制度,职业教育的规模与质量,农村劳动力个体接受职业教育的意愿和成本等因素都会在不同层度上影响职业教育对农村劳动力转移贡献的强度。2,宏观层面上,西部地区职业教育及培训的发展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具有重大贡献。职业教育及培训投入的增加对农村经济总量具有倍增作用,职业教育及培训的规模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Granger原因。根据菲德的两部门模型估计结果,职业教育及培训的投入每增加1%,西部农村经济总量将增加4.654%,职业教育对西部农村经济总量的增长作用非常明显,这种作用包括部门间相对生产力的差异以及职业教育的外溢作用。外溢作用的估计数据显示职业教育产出(E)增长1%,不考虑其它因素的变化,非职业教育部门将增长0.431%。西部职业教育部门相对生产力差异的估计结果表明职业教育部门生产力低于非职业教育部门且差异非常大。而根据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模型的检验结果,西部地区职业教育规模和农村劳动力转移之间互为Granger因果关系,但存在一定的不稳定性。主要表现在农村劳动力转移规模是职业教育规模的Granger原因在计量经济学意义上存在一定的不稳定性,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的变动需要滞后一定的时期才能对职业教育规模产生影响。3,微观层面上,职业教育及培训对西部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就业及收入也有突出贡献。接受过正规职业教育及培训的转移劳动力在就业的各个方面均不同程度地优于没有接受过正规职业教育及培训的转移劳动力,职业教育及培训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转移劳动力的收入差别。通过对调查问卷取得数据的描述性统计及对比分析,可以看出,接受过正规职业教育及培训的转移劳动力在就业整体状况、就业稳定性、就业时间、就业条件、就业保障和就业收入方面均不同程度地优于没有接受过正规职业教育及培训的转移劳动力；费景汉·拉尼斯分解模型的结果也显示,是否接受过正规职业教育及培训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转移劳动力的收入差别,能够解释本文调查研究中被调查者工资差异的2.65%,在本文所选因素中排位第四,仅次于被调查者的工龄、所处岗位以及受教育程度这三个因素,是转移劳动力收入差别形成的重要因素。4,在当前我国西部职业教育及培训的既定发展水平和状况下,转移劳动力是否愿意接受正规职业教育及培训主要受个人基本情况以及对职业教育的认知程度的影响。从Logit模型的验证结果来看,西部地区农村转移劳动力是否愿意接受正规职业教育及培训主要受到性别、年龄、学历、工龄、婚姻家庭情况、收入、寻求职业教育时遇到的困难多少以及对职业教育及培训服务部门的评价等因素的影响。其中,年龄、工龄、婚姻家庭情况、寻求职业教育时遇到的困难多少以及对职业教育及培训服务部门的评价等因素与转移劳动力的接受职业教育及培训意愿呈负相关关系；而性别、学历及收入等因素与转移劳动力的接受职业教育及培训意愿呈正相关关系。当然,这些影响因素只是在当前我国西部地区职业教育及培训的既定发展水平和状况下才对农村转移劳动力是否愿意接受正规职业教育及培训产生显著影响。5,农村劳动力转移视野下的西部地区职业教育及培训的供给和需求不协调。总量上,西部职业教育及培训的供给无法满足农村劳动力转移对职业教育的需求,职业教育及培训的专业设置及其招生滞后于用工需求的变化态势,供给层次结构也不尽合理。根据对农村劳动力转移视野下西部职业教育及培训需求和供给的深入分析,从总量上看,虽然各级政府和部门对职业教育及培训的重视程度在加强,投入也在增加,西部地区各类职业学校及培训机构的数目在稳步增长,职业教育及培训取得了一定的发展,但却依然无法满足农村劳动力转移对职业教育的需求,职业教育及培训的供给缺口还较大；从专业结构来看,部分行业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已经趋于饱和和稳定,其他部分行业显现出了越来越强的用工需求,西部职业教育及培训的专业设置及其招生滞后于这种用工需求的变化态势;从职业教育供给的层次来看,职业培训、中等职业教育、高等职业教育的供给比例不均衡,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进程相对滞后。三、可能的创新本项研究的创新主要体现在研究方法的创新,本项研究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全面分析职业教育及培训对西部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贡献。国内已有的相关文献大多仅涉及其中的一个层面,或从总量上去分析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或从收入差异的形成原因方面去寻求教育对个人收入的贡献,本文将这两者结合起来,更具有系统性。此外,在宏观层面分析中,本文将菲德的两部门模型引入到职业教育部门中,通过职业教育投入对农村经济总量的贡献的测算间接反映出职业教育及培训对西部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贡献,再通过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模型对职业教育及培训规模与西部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规模进行基于经验数据的实证检验；在微观层面分析中,本文在统计分析的基础上,采用费景汉·拉尼斯分解模型测度职业教育及培训对转移劳动力个人收入差异的贡献度,并通过Logit模型检验转移劳动力接受职业教育及培训的影响因素,将转移劳动力对职业教育及培训的认知程度引入模型,得出的结论更有说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