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台经济的衍生与发展是以互联网为依托的经济运转新发展阶段的标志性业态。电子商务经济规模的日趋扩张和模式的不断创新,一方面有利于缓解世纪疫情冲击经济发展预期转弱和需求收缩背景下的经济上行压力,增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韧性,另一方面平台经济运行中产生的新问题也迫切需要以完善的制度体系保障电子商务经营模式的标准化运转、系统化运营、规范化运作。电商平台逐渐演变为专利侵权的重灾区,为平台经济有序运营中的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带来了新的治理课题。尽管《电子商务法》通过对“通知-删除”规则的制度设计为电商平台专利侵权行为进行了较为完备的规制,《民法典》吸收这一制度内核将其改造为“通知-必要措施”规则并进一步上升为网络侵权行为治理的一般性规范。但是在电商平台专利侵权诉讼中,“通知-删除”规则的运行逻辑仍有阻碍。现有的法律规定中对通知的有效性审查标准不明确,必要措施种类的扩充使得法院对电商平台经营者采取的必要措施的裁判尺度不统一,必要措施审查标准缺乏可操作性使得电商平台经营者的自治空间不明确,在遏制专利侵权行为时规则有矫枉过正之疑,并且缺乏必要措施限制适用情形的直接规定和必要措施限制适用后的替代措施。通过对裁判案例的梳理发现电商平台经营者往往将必要措施的适用当做绝对的责任免除条件,接到侵权通知后就立即采取必要措施,导致必要措施适用的泛化,即使行为人是滥用通知仍然对平台内经营者产生了必要措施适用的效果,这与“通知-删除”规则的制度设计初衷背道而驰。必要措施的当然适用并不符合法理学角度上的利益平衡和矫正正义的目标。从民法典的角度而言,作为停止侵害请求权表现形式的必要措施不能当然适用于专利侵权中,同时滥用专利权不应取得对应的期待利益。而在法经济学的角度上,必要措施的绝对适用并不总是能达到财产规则高效配置资源的结果,此时的责任规则可以为必要措施限制适用提供借鉴。比较法视域下各国对电商平台专利侵权领域中的不同做法为我国在必要措施限制适用制度的构建上提供了有益思路。在美国司法实践中,“通知-删除”规则并不适用电商平台专利侵权领域,但是在专利侵权禁令颁发上的四要素检验法可以为必要措施限制提供借鉴。集公法和私法性质为一体的欧盟《电子商务指令》中规定的“通知-删除”规则适用范围并不等同于我国法律规定的私法意义上的必要措施的救济,但数字经济趋势下欧盟法律对网络服务提供者的注意义务要求更加严格。日本立法中没有将删除措施作为法定义务强加于特定电信服务提供者,但对电商平台的责任限制更多,在专利侵权救济上更宽松。因此,在综合国内外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的基础上,本文提出在电商平台专利侵权中要确立以形式审查与实质审查相结合的通知审查标准;明确必要措施的效果并不等同于“定位清除”,其功能在于遏制侵权损害的扩大,要将必要措施定位于衡量电商平台经营者注意义务的要求上;明确基于专利权的滥用和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平衡,法院可以不要求电商平台经营者采取必要措施,但是电商平台专利侵权中基于公共利益损害要排除必要措施限制适用;最后是增加必要措施限制适用后的替代措施,替代措施的采取所依据的主体不同其规范内容也不同,一类是电商平台经营者自治权限的范畴,一类是司法权介入电商平台专利侵权的表现范畴,根据侵权事实状态可以分别采取过渡性和终局性替代措施。以期解决对必要措施的规范化理解和通知的滥用导致必要措施适用的泛化两个大问题,构建我国电商平台专利侵权诉讼中必要措施限制适用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