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用评级机构是资本市场中重要的金融中介。由于在次贷危机和欧债危机中的拙劣表现,标普、穆迪和惠誉受到了来自于世界各地的口诛笔伐。各国监管者和学者的批评直指美国评级行业高度垄断的行业结构,纷纷要求促进评级行业竞争来降低垄断。与此同时,由于认识到依赖国外评级机构所带来的巨大风险,我国愈加重视扶植本土评级机构。然而,我国资本市场并不完善,至本文写作时,债券极少违约。在此背景下,对国内评级机构而言,针对美国评级行业所提出的促进竞争的措施是否适用于国内?此外,声誉资本是评级机构的核心资本,但在债券极少违约的情况,国内评级机构是否会因重视声誉资本而约束自己的行为?研究上述问题,可以得出竞争机制和声誉机制对我国信用评级机构的约束效果,并有利于刻画我国评级机构的行为特征,找到影响竞争机制和声誉机制这两大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因素,指出阻碍我国评级行业发展的问题。本文在理论研究和文献分析基础上,分析了竞争机制和声誉机制这两大市场机制对中国评级机构的约束作用,并结合本文研究结论和国外经验,提出了强化竞争机制和声誉机制约束力的政策建议。本文对现有文献中使用市场份额作为评级机构声誉变量的作法进行了分析,本文认为在评级机构较为弱势、竞争十分激烈且债券极少违约的情况下,评级机构通过给予虚高评级来争取客户的动机会被强化,因此市场份额与我国评级机构声誉水平之间的联系可能并不紧密。本文从信用评级变动的角度,设计了新的声誉变量来表示我国评级机构的声誉水平。本文使用新设计的变量,以企业债和公司债的数据为例,从竞争机制和声誉机制影响信用评级的角度,分析了国内评级机构面对激烈竞争和潜在声誉资本损失时的行为特征。随后,针对我国出现的、且被已有研究忽略的主体评级和债项评级变动的非对称现象,本文从竞争机制和声誉机制的角度对这一现象进行了分析。具体来说,本文各章节的来安排如下:第一部分为绪论,介绍了本文的研究背景、研究意义、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可能的创新点和研究不足等内容。第二部分为相关理论和文献综述,介绍了支持评级机构存在性的"看门人"机制、总结评级机构问题的委托代理理论和支持政府监管的国家干预理论,并梳理了国内外关于我国信用评级有效性、信用评级影响因素的文献,重点梳理了竞争机制和声誉机制对评级机构约束力的文献。第三部分为中外评级机构比较,本章从行业竞争和声誉资本的角度,对国内评级机构和三大评级机构进行了比较,发现国内评级机构的声誉资本较低,且国内评级行业竞争较大。第四部分分析了竞争机制和声誉机制对国内信用评级的影响。本章以我国企业债和公司债为例,分析了国内评级机构面临激烈竞争和潜在声誉资本损失时的行为特征。本章在实证分析之前,对现有研究中使用的评级机构声誉变量进行了分析,设计了新的声誉变量。第五部分针对国内主体评级和债项评级变动不对称的现状,使用第四章设计的声誉变量,分析了竞争机制和声誉机制对信用评级的非对称影响。第六部分为强化声誉机制和竞争机制约束力的经验借鉴。本章从评级机构的独立性、信息披露和民事责任这三方而介绍了国外监管部门的经验,然后介绍了基于评级的金融监管体系对竞争机制和声誉机制的影响,最后讨论了被广泛关注的评级机构的业务模式。第七部分为结论、政策建议和研究展望。基于前面的分析,本章提出了评级资质认定工作"有保有压"、有序释放信用风险、强化评级机构独立性、民事责任、信息披露等八条政策建议。最后对下一步可能进行的研究进行了介绍。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第一,我国评级机构的市场份额在短期内并不能有效反映评级机构的声誉水平,债券发行前调高主体评级的行为更能反映评级机构的声誉水平。实证研究中,市场份额与利差为显著的正相关系,高市场份额并没有带来低利差,说明投资者对拥有较高市场份额的评级机构并没给予更高程度的认可。而关于评级机构于债券发行前调高主体评级行为的分析表明,该行为提高了利差,且不被评级行业认可,说明这一行为有损评级机构的声誉。第二,发行人付费模式下,我国评级机构的竞争加重了利益冲突,使得评级机构更加注重短期利益,降低了信用评级的质量。我国评级行业的竞争程度远大于美国,但激烈的竞争反而导致了利差扩大,说明国内投资者认为评级行业的竞争将使促使评级机构更多地迎合发行人的利益,投资者因而要求更高的风险补偿。上述结果说明,在我国,竞争机制并不能有效约束评级机构的行为,反而起到了负面作用。第三,声誉机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国内评级机构给予虚高评级的冲动。国内评级机构的主要业务是标准化债券产品的评级业务,该类产品的信息不对称程度较低,相关信息较易获得,且债券的投资者主要是机构投资者。在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尽管债券的信用风险无法得到有效释放,但投资者对债券的信用风险拥有一定的识别能力,投资者的这种能力能够保证声誉机制发挥约束作用。第四,竞争机制和声誉机制对债券评级具有非对称影响。竞争对主体评级和债项评级的影响是非对称的,竞争对主体评级具有负面影响,导致了评级虚高,而对债项评级则无显著影响。声誉机制对主体评级和债项评级的约束力是非对称的,声誉机制的约束力主要体现在债项评级方面,而对主体评级则无显著影响。由于"刚性兑付"降低了债项评级揭示风险的能力,投资者更多通过主体评级来辨识风险,因而主体评级具有更强的融资成本效应。因此,我国评级机构通过调高融资成本效应较强的主体评级来提升业务收益,通过控制甚至调低融资成本效应较弱地债项评级来维护声誉资本。本文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第一,针对我国评级行业的特点,设计了新的声誉变量。本文从评级变动的角度,以债券发行前一段时间内调高评级的比率来表示各评级机构的声誉水平,得到了较为稳健的结果。第二,本文发现并证实了竞争机制和声誉机制对信用评级的非对称影响。国内主体评级和债项评级无论是在变动方向还是在变动频率上都显示出不对称的特征。而已有的相关文献尚未就这一非对称问题进行有效分析,这可能是由于这一问题只是在国内的特殊环境中形成的。但对这一特殊问题进行分析,能更加有效地揭示我国评级机构的行为特征,有利于从中寻找出我国评级行业存在的问题。第三,在国内研究中,本文较早地对评级机构的业务模式进行了全面分析。国内关于评级机构业务模式的讨论主要集中于发行人付费模式和投资者付费模式,且基本认为投资者付费模式优于发行人付费模式。本文对包括发行人付费模式和投资者付费模式在内的五种付费模式进行了分析,指出了各种付费模式的利弊。本文认为,投资者付费模式并不一定优于发行人付费模式,多种业务模式并存且有效竞争优于单一业务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