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初入中国,并不如后世之兴盛,反而因教理与中国传统不符,多不为人所接受。然而,历经魏晋,其地位渐高,虽遇多次灭佛运动,不衰反盛,可见其入人心之深。佛教得以如此,有一种方法功不可没。而佛教之外的历次文化交流也显示,此方法运用得当与否,直接决定了文化交流能否成功。这一方法即为“格义”。作为两种不同语言文化之交流方法,“格义”在文献翻译中的作用也不可忽视。以一个概念而言“格义”应该有其内涵和外延;作为一种交流方法又必然有其时代、对象、范围;既然于多次文化交流中出现,每次还应当有不同之处或新发展。然而从古代文献来看,却又多有因为“不得其解,而强为之说”而导致“‘格义’之诂空泛不切”的情况(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168页》)的情况。因此,厘清“格义”概念的内涵和外延,考察其作为交流方法在历次中外交流中的作用,即可补过去之不足,又能为将来之借鉴。笔者所做,既在前辈各位学者成果的基础上,总结、发展、探索,整理“格义”发展之线索并补前论之不足。具体研究由一下几个部分组成:第一章绪论,介绍本文的选题背景、意义、基本思路,学术史回顾了记载“格义”的佛经、根据不同分期介绍了前人的相关著作。第二章讨论“格义”的定义。首先通过总结前辈的理论,总结了“狭义格义”的定义,并对其中相关概念进行了介绍;然后,笔者对“广义格义”进行了介绍、分析,并简单探讨了“格义”与理学的产生,“格义”与整体形象的关系。最重要的是,笔者在文中提出了“广义格义”的目的既“文化交流”这一论点,为后文的讨论做了铺垫;最后,笔者介绍了“反响格义”概念的提出、争议和笔者的发现及看法。通过这三个递进的“格义”内容介绍,为“格义”概念理清了思路。第三章重点讨论“格义”翻译,首先在第二章讨论的基础上,指出“文化交流”最初所需要的是语言的沟通和文化载体的翻译;然后为翻译最初采用“格义”的方法这一论点提供了证据;并对翻译中两种相近的方法“格义”和“归化”进行了辨析。第四章在前章讨论的基础上,辨析了几对关系,对“格义”和“六家”、“合本”、“连类”等概念作了区分。第五章讨论了“格义”的时间范畴,对“格义”的流行时间等问题进行了考证。并参考翻译的分期,对“格义”的各个分期进行了划分和介绍。第六章重点讨论“格义”第三个分期中,外国人以西“格”中的情况。以《中华大帝国史》为例,探讨了这种“格义”的可行性和“格义形象”的形成条件和作用。第七章为总结部分,从整体上对整篇文章所谈到的“格义”问题进行了总结概括。“格义”如同其它方法,也有其缺点。但它在文化交流初期所起到的作用,在文献翻译过程中所作出的贡献,值得对外文献翻译研究者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