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失票人作出票据法意义上的规定,必须首先明确对其作出规定的意义,在此前提下,去确立界定失票人的标准。在票据法意义上对失票人作出规定,是为了解决公示催告申请人和普通诉讼原告的适格问题,标准包括:票据丧失的事实对其有无风险和有否法律规定的救济手段可以援用。挂失止付,作为票据丧失的临时救济手段,其制度设计应充分体现其时间规定性;对挂失止付的学理研究和制度设计,都不应该过多关注适用挂失止付的票据的品格;空白票据、未到期票据、超过付款提示期限的票据丧失后,都应该可以办理挂失止付。学者们对《民事诉讼法》第193条的理解,值得商榷,“按照规定可以背书转让的票据”不是对公示催告适用范围的规定;除权判决作出前,应侧重保障票据的流通;除权判决作出后,应侧重保护失票人的利益;失票人获得除权判决后,可以据以行使追索权,但要负举证责任。司法解释允许失票人在提起诉讼后,请求出票人补发新的票据,这一规定欠缺配套制度支撑;失票人(原告)提供的担保,不以财产担保为必要,以被告认可为已足。公示催告和普通诉讼可以衔接起来,以发挥我国票据丧失救济制度的整体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