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先有大学后有民族国家，大学在澳大利亚民族国家的行程中起到了极为重要的启蒙和人才储备等作用。在大学的整个发展过程中，高等教育的主导权逐渐由州政府转移到了联邦政府，呈现出了由分权到集权的趋势和特点。伴随教育权利的变化，高等教育体制也发生着相应的变化。澳大利亚大学发展历史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850年至1901年，以悉尼大学等六所大学的创立和初具规模为标志，澳大利亚各殖民区都有了一所自己的大学。第二阶段是从澳大利亚联邦成立的1901年到1965年，这是澳大利亚大学的传统体制时期，高等教育的主导权主要在于各州政府。第三阶段是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马丁报告》为标志，是高级教育学院与大学并存的高等教育双轨制时期。由于完成了高等教育权从州政府向联邦政府的转移，这一时期主要是联邦政府对高等教育体制的一种探索。第四阶段是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今，以道金森的高等教育政策白皮书为标志，大学与高级教育学院并存的双轨制被废除，高级教育学院被并入大学或者通过自身合并为大学，实施一体化。也显示了联邦政府大教育观下对大学的重新理解和认识。在不同的体制时期，澳大利亚大学的功能定位也有所不同，并与时俱进地发展变化着。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传统体制和双轨制时期，大学被定位为国家文化和民族性的主要塑造者；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2003年尼尔森改革之前，大学则作为澳大利亚国家参与全球化经济的重要支撑力量；2003年尼尔森改革至今，大学又成为澳大利亚在国际高等教育市场上运行的营利性企业。短短160年左右，澳大利亚从不能培养自己的研究生到拥有数所国际知名大学，其中颇有值得学习借鉴之处：澳大利亚精英类大学紧紧把握住大学的本有之义；坚持依章治校；重视教育的平等与公正；注重高等教育决策的科学性。同时，澳大利亚政府在全球化的市场浪潮中逐渐忽视了教育的文化功能而将注意力集中在眼前可以测量的经济回报，而且联邦政府对澳大利亚高等教育依靠自身力量所能办到的事情的期望值太高，使大学承受了自身难以承受的责任和负重。这是值得警醒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