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城市化过程被分离为农村人口的非农化和市民化两个阶段,农民工正是这种“半城镇化”的代表,其进城务工实现了非农化,但市民化进程中遇到了诸多障碍。其中居住问题尤为突出,已成为制约我国城镇化健康发展的瓶颈。　　 本文采用行为主义与实证主义相结合的分析范式,从居住行为的角度研究住房问题,建立起“选择-迁居-聚居”的理论分析框架,考虑到农民工居住行为既具有空间性又具有社会性的复杂特点,尝试用“现象-抽象-演绎”的逻辑思路。以笔者在北京的问卷调查和访谈数据为基础,研究外来农民工居住行为的“静态-动态-空间”规律。方法上主要运用了离散选择模型、质性研究与行为分析、GIS空间分析等方法。　　 在对样本特征、居住状况、空间状况进行解析的基础上,本文对北京外来农民工居住选择、迁居和聚居进行研究,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1)从权属、租金、区位、房屋条件4个维度运用MNL模型研究居住选择的主体差异,结果发现,个人因素如年龄、性别等对农民工居住选择影响最为显著;社会因素对农民工居住选择的影响要大于经济因素;制度因素对于农民工住房状况的改善影响有限。在决策权衡分析的基础上,研究居住选择的内在逻辑,发现农民工居住选择是社会制约下的有限能动,其中社会制约主要包括雇主的刚性约束、租金的弹性约束和工作地的柔性约束等,在这些约束的前提下,农民工才能作出基于自身偏好的主观能动选择。农民工个体由于克服社会制约的能力不同而产生被动分异,这解释了社会因素(工种层级)与农民工居住选择较为显著的相关性;在社会制约下的个体偏好产生主动分异,解释了年龄、性别等个体因素与农民工居住选择间较强的相关性,两者共同构成了农民工居住选择的双重分异机制。　　 (2)以频率、决策、空间、动因和阶段性为框架分析了北京外来农民工迁居特征,发现家庭生命周期理论只能解释家庭型迁居决策,而来京务工年数与农民工迁居在各维度上都呈现出显著的规律性,随着来京务工年数的增加,迁居频率逐渐降低,住房搜索时间先增加后减少,被动型迁居的比例下降,改善型迁居的比例逐渐增加,向心迁居的比例不断增加,聚居程度有所下降。基于此,本文尝试对家庭生命周期理论进行拓展,提出农民工迁居的务工生命周期理论设想,随着务工阶段的变化,农民工社会生态位势得以提升,其克服社会制约的能力有所提升,其居住需求也呈现出阶段性变化,并通过迁居来满足居住需求。　　 (3)北京外来农民工聚居的时空间格局呈现近郊聚居、集聚减弱的总体特征,形态上呈“环状+放射”,这与上海、广州、南京等地较为一致。从主体差异、交通影响、职业差异、职住关系4个角度分析了北京外来农民工聚居空间特征。结果发现:聚居程度与职业关系最为显著;与主要道路、地铁站点距离衰减,道路比轨道交通影响更显著;按照职业可划分为集中分布、大分散-小集中分布、分散分布3种格局;职住关系上呈现出“职住近邻、离心居住”的总体特征,通勤方式以步行和公交为主、通勤时间短。　　 (4)对农民工聚居空间在城市中演化进行研究发现,总体上呈“梯度推移扩散”规律,但2环内农民工聚居空间消亡的同时,近年来局部地区又在形成新的聚居空间,从就业岗位分布、农民工个体的向心性、内城居住质量的下降等对其进行解释,丰富了北京城市居住空间相关研究的观点。　　 (5)农民工聚居空间的产生和发展过程,是农民工所受的“社会制约”和其“破解社会制约的努力”之间互动的结果。社会制约使其聚居空间只能出现在有限的地域范围内,而农民工破解社会制约的努力则使得在有限的地域范围内的特定区域形成了聚居空间。农民工聚居空间在城市中的演化是“社会制约的重新安排”和农民工“克服社会制约能力的提高”共同作用的结果。“社会制约的重新安排”既促进了农民工聚居空间的“梯度推移扩散”,也促进了内城新聚居空间的形成,而“克服社会制约能力的提高”则在空间上表现为“向心性”,两者之间的矛盾在空间上表现为总体聚居程度下降。而重新安排后“社会制约”更加强化,农民工可选择的范围变得更有限。　　 最后,对农民工住房政策进行了审视,总结认为存在四个矛盾:一是“发展中小城镇”与“农民工大城市指向”的矛盾,二是“个体的暂时性”与“群体的稳定性”的矛盾,三是“业态多元化”与“单位主导解决”的矛盾,四是“先上后下”的政策与“底层住房困难”的矛盾。并基于本文研究结论提出了相应的住房和规划政策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