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红、迟子建是分别置身于中国文学史上二三十年代和八九十年代不同时代背景和文化语境中女性写作的代言人，她们既非激进又非保守的写作态度使其创作更能表征女性写作及女性意识发展的最基本层面和历史前进的最真实困境。之所以选择这两位女作家进行比较，不仅是因为从地缘关系上说她们都出生于东北这一边缘区域，而且她们的关注客体和表现主题也存在着相通性，探讨其中的同中之异、异中之同，可以检视人性历史、尤其是女性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进步与缺失。论文采用绝不偏激的女性主义视角试图贴近、剖析萧红、迟子建文本的独特魅力。论文分导言、主体和结语三部分。 导言部分简单介绍了萧红、迟子建比较的写作意图、二者可以进行比较的依据以及论文在论证中使用的理论支点。 主体分三部分进行论述。第一部分着重考察萧红、迟子建的文化选择。她们分别处于两次社会剧烈转型期，都自觉地选择了边缘性的政治定位和文化定位。萧红不满左翼文学的创作观念，承接了国民性反思的余脉；迟子建突破了物质化写作和女性的“身体写作”的双重围困，以一种凸显人性善的民间立场关注新时期国民性的衍变。 第二部分着重探讨萧红、迟子建所敏感到的女性的精神困境。站立在边缘处的女性只有两种存在状态：流浪或者困守。不满足于困守的死寂状态而外出流浪，在流浪的途中又处处被囚，这是女性难以逃脱的宿命。萧红一生流浪追寻女性真正的归宿，她曾经把希望寄托在家庭上，但“家”是事实上的囚禁之所，最终她的精神归宿是故乡，但蕴涵政治学意义的故乡是男性的，只有“后花园”才属于女性，这却又是男性的家中的一部分，这标志着女性重又陷入了禁锢之地。迟子建为躲避物欲的城市而回到自然、故乡，以带有泛灵论意味的自然和充满温情的故乡拯救沉沦的人性，但它们自身也存在着自我分裂，女性难以找到永恒的精神寄托。作家对女性归宿的探讨与其作品中的女性命运形成阐释女性意识的凹凸互现的两个文本。 第三部分着重分析萧红、迟子建的文体修辞。女作家为了表现被男性世界遮蔽的女性经验和女性思考，必须使用无法攻破的语言。其中，带有映衬驳话意味和揭蔽性质的反讽既是反抗男权话语统治的武器，也是女性发探生活的犀利的眼睛，把被颠倒了的真、善、美和假。恶、丑都还原到其应有的位置上去。反讽表现在主题思想和语言风格两方面。萧红用反讽揭示了农民动物般生存的本相，宣告了一代理性、文明、富有人文精神的新人类的诞生。迟子建的反讽对比萧红的激烈而言更加平和幽婉，她是通过建构双重世界：人性世界、神性世界，使二者相互对照、质疑并扬弃，探求通向更加合理的理想世界的道路和方式。萧红、迟子建的反讽表现在语言层面上是指她们的语言潜在地隐含着对男性重经验、重逻辑的话语方式的反叛和颠覆，同时又与自恋的、隐喻的、挑衅的女性话语方式相区别。反讽的文体修辞凸显了女性抗议的姿态。 结语在总结全文的基础上，指出用女性主义视角进行萧红、迟子建比较只是诸多研究方法之一，但仍不失为一种有意的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