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许多国家都对董事会中女性董事的比例做了强制性规定。比如,挪威的法律要求国有上市公司女性董事比例必须达到30%以上,而西班牙与瑞典则要求各自上市公司女性董事比例达到40%、25%。女性董事在全球的“加速登场”一方面得益于女权运动的推进与努力；另一方面则可能来自于理论研究和实证证据的支持。其中,很多研究都证实女性董事对于公司绩效和公司治理具有积极的作用。这些研究大都基于这样的思路：董事会成员缺乏异质性将对公司的发展造成不利影响。而性别、教育背景等人口统计特征的多元化则有助于公司的良性、持续发展。性别特征作为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其研究的出发点是人们认为女性在人格特质、风险偏好、道德意识、关注视角等方面与男性相比可能存在差异,她们可以通过为企业发展战略和公司治理提供新思想、新风格、新视角,帮助纠正由于缺乏异质性所导致的信息偏误从而提高治理效率。之前的研究显示,公司治理的有效性显著地影响了公司的盈余质量,董事会特征作为现代公司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公司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且,由于董事会对会计报告的可靠性负有重要的法律责任,董事会的特征自然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公司的会计信息质量。那么,作为董事会特征之一,董事会中女性董事比例是否影响了公司的盈余质量呢?这是本研究希望回答的最主要问题。本文基于女性在人格特质、风险偏好、道德意识等方面的特点,认为女性董事更加愿意付出努力以改善公司的盈余质量,并且也能通过减少董事会层面的信息不对称程度、提升董事会会议的效率、提高董事会的勤勉程度以改善董事会的治理效应,抑制机会主义的盈余管理行为,最终改善上市公司的盈余质量。此外,由于本文以女性董事改善董事会的治理效应进而改善盈余质量作为主要的切入点,而管理层权力的大小可能会严重地影响到董事会治理效应的发挥,因此本文引入了管理层权力这个变量,根据管理层权力的强弱对样本进行细分,考察在管理层权力强弱不同的治理环境下,女性董事对于盈余质量的提升作用是否有显著区别。本文采用操纵性应计盈余、盈余激进度、会计稳健性和盈余平滑度’等指标来度量盈余质量；同时设置了哑变量和连续变量来考察女性董事参与董事会的程度：是否有1名及以上女性董事、董事会中女性董事的比率。并且,Shrade (1997)的研究认为单一公司里女性董事“势单力薄”及资历尚浅可能使得女性董事无法发挥其对公司业绩表现的提升作用,而且Branson (2006)认为很多公司聘用女性董事是为了应付舆论压力和招徕女性顾客,所以为了考察1名女性董事是否“势单力薄”或者有“装门面”(Tokens)的嫌疑,本文设置了另一个哑变量来度量女性董事的参与度：是否有2名及以上女性董事。在控制了公司规模、成长性、盈利能力、企业性质、股权特征等公司特征因素和董事会规模、董事会会议次数、董事高管持股比例、独立董事比例等公司治理变量以及行业和年份的影响之后,多元回归的结果总体上支持了本文的论点：女性董事确实有助于提升上市公司的盈余质量。具体而言,是否有1名及以上女性董事这个变量虽然在每一个回归模型中都与盈余质量的衡量指标(操纵性应计盈余、盈余激进度)呈负相关,但是并没有达到显著的相关性,这就是说1名女性董事对于公司盈余质量的提升作用并不显著；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是否有2名及以上女性董事这个变量在每一个模型与细分样本中都与表征盈余质量的变量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考虑到拥有2名及以上女性董事的公司平均女性董事比率25%,董事会平均规模2为9,因此,笔者认为,平均来说,董事会中拥有2名(25%*9)女性董事最有利于提升上市公司的盈余质量。当根据管理层权力的强弱对样本进行细分以后,回归结果表明,管理层权力较弱的治理环境下,女性董事对于盈余质量的提升作用更为明显,强度也更大；而在管理层权力较强的治理环境下,这种提升作用显著弱化甚至消失。此外,为了考察女性董事对于不同方向的盈余管理行为的抑制作用是否有显著区别,本文按照操纵性应计盈余的数值符号将样本细分为向上管理盈余的组和向下管理盈余的组。分样本的回归结果发现,在向上管理盈余的组中,女性董事的比例与操纵性应计盈余显著负相关；而在向下管理盈余的组中,女性董事的比例与操纵性应计盈余却没有达到任何显著性。这就是说,与向下的盈余管理行为相比,女性董事更愿意或者更擅长对于向上的盈余管理行为发挥其监督和抑制作用。本文还根据管理层权力对细分样本进行了再一次细分研究,回归结果仍然支持上述观点。本文的研究贡献和创新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本文首次以中国资本市场为样本,对董事会中女性董事与上市公司的盈余质量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到了稳健可靠并且有趣的结论。本文丰富了董事会特征与盈余质量关系的研究成果,填补了女性董事与盈余质量研究在国内的研究空白。而且,本文通过细分盈余管理的方向,对女性董事与盈余管理的关系做了一番细致的研究。第二,本研究论证了提高上市公司盈余质量和投资者对公司财务报告信赖程度的一种简单有效的途径——通过提高董事会成员中女性董事的比例以加强董事会的监管能力,最终提高公司的盈余质量。在新兴资本市场,上市公司的盈余质量显得更加重要。这是因为与西方发达成熟的资本市场相比,中国这样的新兴资本市场,财务报告的透明度和市场有效性都更差,而这又导致了更高的交易成本。学者、监管者以及其他财务信息的使用者都在寻求一种有效的机制以抑制管理层的盈余管理行为,进一步提高公司的盈余质量。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提高董事会中的女性董事比例是其中一种简单有效的途径。因此,笔者建议,候选者在能力方面不存在悬殊差异的情况下,上市公司在选聘董事的时候,可以考虑选用女性董事。从上市公司治理改革和实践看,本文的研究结论将为我国上市公司治理改革,尤其是董事会构成的改革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依据。第三,本文另一个重要创新就是研究了管理层权力对女性董事和盈余质量之间关系的影响。本研究丰富了管理层权力理论的研究成果,也表明今后在研究和解释公司治理相关问题的时候,管理层权力可能是一个不容忽视的视角。最后,从社会学的角度看,本文的研究将为女权运动提供理论依据,可能有助于消除就业过程中不公正待遇,为广大女性就业者正名。本文的不足之处在于：第一,管理层的权力这个指标较难衡量,本文虽然在稳健性检测部分使用了股权分散度来衡量管理层权力,但是到目前为止仍然还没有一个公认有效充满说服力的指标来衡量管理层权力的大小。笔者认为,管理层权力应该是一个多维并且十分综合的概念,就好像不能用一个单独的指标来衡量上市公司治理状况的优劣,一个单独的指标也并不足以准确地衡量管理层权力的强弱。因此,本文认为,在后续的研究中,应当从多个不同的纬度综合考察管理层权力的强弱,比如综合考察管理人员的任职因素(是否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兼任、任职期限、是否为公司创始人等)、股权特征因素等。第二,本文的研究,并未将独立董事中的女性董事与非独立董事中的女性董事区别开来,而是笼统地归结在一起,笔者认为将独立女性董事与非独立女性董事区别开来可能能够对女性董事对于董事会治理的作用做一个更加细致地考察；此外,本文也并未考虑女性董事是否具有财务、法律等特长以及任职年限等非性别因素,而这些个人特征也可能对董事会监督能力等有影响,进而影响上市公司盈余质量。这恰恰也是笔者认为的后续研究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