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主要以《左传》和《国语》等春秋时期的史料为基础，辅以考古学和民族学的材料，论述春秋时期的卜筮活动。在文章的前言部分，交代了以前学者研究的成果，并分析了其中的不足之处。文章的第一章是对春秋以前卜筮活动发展历史的交代，首先对卜筮作了简单的定义，然后回顾远古及夏、商、西周各个时期卜筮活动发展的历史。通过追溯历史，我们发现，卜筮活动经历了一个从简单到繁琐，从偶发到惯用的发展过程。文章的第二章论述春秋时期的卜筮活动。对于占卜来说，春秋史料中并没有详细地记载占卜的具体操作流程，我们只有结合考古资料来弥补文献记载的不足。我们将占卜的过程笼统地分为三个步骤，即“命龟”、“钻灼”、“示兆”。所谓“命龟”，就是在占卜之前，向神灵倾诉所要卜问之事，带有祈祷的意味；所谓“钻灼”，就是对龟甲的整治、钻凿、灼烧等；所谓“示兆”就是对灼烧后得到的兆象和繇辞进行解释。占卜的操作者主要是卜人和史官，但也有其他人员参与其中，尤其是在对于占卜结果的解释上，更是如此。对于占筮来说，史料同样没有详细记载操作方法，我们主要是根据《系辞传》来比对春秋时期占筮的操作方法，因为《系辞传》的年代去春秋不远，而且我们按照《系辞传》中记载的占筮操作方法去研究春秋占筮的材料时，大体是可以解释通的。参照占卜，我们将占筮的操作流程也分为“命筮”、“演卦”、“释卦”。“命筮”同于“命龟”，即占筮者对所要占问之事的陈述；“演卦”则是按照一定原则来操作蓍草，最终得到具体一卦或两卦；“释卦”则是对卦进行解释。春秋时期占筮的操作者，主要还是卜人和史官，但其他人参与占筮的事例比较普遍。文章的第三章主要论述春秋时期卜筮活动的社会功能。首先我们归纳出春秋时期使用卜筮的场合、时机，包括征伐、命官、生育、婚姻、祭祀、国运、迁都、疾病、梦、个人前途、立储、丧葬等，可见卜筮使用的场合非常广泛，从国之大事，到个人私事，卜筮都常见。通过对这些卜筮事例的分析，我们认为卜筮具有如下五种功能，即“预测—决疑”、“预言”、“解惑”、“固信”、“进言”。“预测—决疑”和“预言”是卜筮原生的功能，即通过卜筮来沟通神灵，预测未来。而余下三种乃卜筮的衍生功能，是当时人对于卜筮活动的新的利用和发展。从史料来看，当时卜筮的原生功能在逐渐减弱，而衍生功能则逐渐在增强。文章的第四章论述卜筮的社会地位。春秋时期卜筮的地位呈现两面性。一方面，卜筮仍然具有权威性和神秘性，主要表现在：第一，卜筮使用的场合非常广泛，事无巨细，均可见卜筮，这就证明了卜筮的重要地位和参考价值。第二，当时人对于卜筮存在着一定的忌讳。《礼记》和《左传》中都有“违卜不详”、“不违卜筮”等类似的说法，也就是说，在当时人看来，卜筮具有一定的神圣性，其昭示的结果乃是神灵意旨的反映，因此如果不按照卜筮所昭示的结果去行事的话，便会产生不祥的后果。另一方面，卜筮的地位又明显地下移，主要表现为：第一，从时人对于“龟焦”的处理可见卜筮地位的衰落。占卜的过程中如果灼烧过度的话，很可能导致龟焦，形成不了有效的龟兆。由于占卜反映的是神灵的意思，因此产生龟焦的情况，是很不吉利的。但当时人们对于龟焦并没有产生惧怕的心理，而是采取了积极的态度，从其他的方面去弥补龟焦造成的失误，如抛开占卜和龟焦不谈，转而分析客观情况，并做出判断。由此可见时人对卜筮已经不是顶礼膜拜，而是更加理性和合理的使用之。第二，从不依卜筮结果行事来看卜筮地位的衰落。本来卜筮的作用就在于预言吉凶以指导人的言行。因此依照卜筮的结果做事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但我们看到，文献中记载的卜筮事例，卜筮之人经常违背卜筮的意思。常见的情况是卜筮者根据自己对客观形势的判断做出预测，从以前的“不违卜筮”到“不依卜筮”可以看出卜筮地位的下移。第三，从“非筮用易”看卜筮地位的衰落。所谓“非筮用易”指的是在没有进行占筮操作的情况下，引用《周易》的卦爻辞论事。这就反映出人们从更新的角度去利用卜筮的资源，而不再一味地进行预测或决疑等，卜筮的原生功能的渐次丧失和衍生功能的不断发达，其实正是卜筮地位下移的表现。而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因为：首先，春秋时期“德”的思想不断凸显，人们在进行卜筮的时候，要考虑到卜筮者本身的德行和所要占问之事的德行，如果卜筮者和卜筮之事不符合德的要求的话，既使得到吉利的龟兆和卦爻辞也是没用的。其次就是春秋时期民本思想的出现，导致了神本思想的衰落。由于卜筮是反映神灵意旨的，伴随着神本思想的衰落，卜筮的地位也随之降低，人们更加注重从客观实际去考虑问题，而不是仅仅以神灵的指示、卜筮的结果为指导。文章最后指出，春秋时期的卜筮活动对于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自此以后，虽然卜筮活动在民间依然活跃，但“善为易者不占”成为人们理性对待卜筮的合理态度，并且从卜筮系统中抽象出人生哲理以指导现实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