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规范性文件附带审查是2014年《行政诉讼法》修改后出现,它的创设完全打破了抽象行政行为不可审的传统,是立法上第一次赋予行政相对人提起行政诉讼的同时可就被诉行政行为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提起附带审查的请求权,有着显而易见的积极意义。然而,对于这一新设制度的立法规范只有区区几处,在临时配套的《适用解释》中也鲜有具体规定,尚无法满足实践中具体操作的需要。2018年2月份,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全新的《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其中有篇章专门围绕“规范性文件审查”进一步规定。但该司法解释对于理论界一直所期待的问题例如审查标准等,尚未作出更为广泛的规定。作为一项新生制度,其发展必将需要历经大量的学界探讨和司法实践。本文试图通过案梳理,探求法院的审查思路,将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与学界理论相结合进行分析。规范性文件附带审查指向规范性文件,但规范性文件本身的法律概念在学界尚未达成完全统一的说法,因此要在《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基础上,从内涵和特征角度对可进行附带审查的规范性文件进行界定。同时,规范性文件附带审查并非凭空出世,早前就有着一定的规范依据。此外,在本次《行政诉讼法》修改之前,针对是否可对规范性文件进行审查的问题一直是学界的研究热点,包括最高人民法院在内的各地法院也在实践中进行过积极探索。当前,立法层面和司法解释层面对于规范性文件附带审查的规定较少,为了实现这项制度的真正目的,有必要对其进行进一步完善。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对于一项新生法律制度的评价也需要结合实例。通过中国裁判文书网上公布的相关案例和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典型案例结合参考,从审查方式与程序、审查标准对规范性文件附带审查进行一个实务分析。根据分析发现,在审查标准上基本以合法性审查为基准,但从理论和实践出发,在合法性基准上引入合理性也存在着可行性。另外,在审查程序、审查后司法建议的执行方面都存在着可以完善的地方。因此,充分考虑我国具体国情和司法环境的前提下,为了让规范性文件附带审查得以更好地实现价值,提出一些参考建议。主要观点为:在坚持审查有限性原则下,在规范性文件附带审查中适当引入合理性审查,结合比例原则和信赖保护原则对规范性文件进行司法监督,同时也要注重对审查人才的培养;灵活把握审查程序,根据情形运用书面审查和开庭审查;完善司法建议的执行,统一格式、明确效力、加强公开。希望在目前规范性文件附带审查的基础之能够更上一步,以期实现附带审查制度的进一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