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某种意义上说一部文学史就是一个民族的文化史、精神史，更是一部知识分子的命运史、心灵史。知识分子绝非意味着某种职业角色，而是能够超越其职业要求，关注人类、社会问题，并对社会持批判立场的群体。他们代表一个社会、一个群体的智慧和良心。他们拥有的知识绝不仅仅属于个人财产，而是具有公共性的、社会性的精神财富。 重在塑造知识分子形象，书写知识分子命运遭遇的小说可称为知识分子小说。这一类小说反映了一个民族的命运、精神状态，有较大的研究价值和较深的历史文化内涵。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学现象，它涉及到的问题非常多，本文主要想通过对转型时代知识分子小说的解读，探寻知识分子在文化转型时期的精神走向，以及民族文化重建的可能。主要是从四个方面进行论述： 一、转型时代的话语格局及知识分子小说话语类型。文学在转型时代面临着一种新的文化语境，多元并存、众声喧哗的文学格局形成。这种文学格局主要是由四种强势话语——权威意识形态话语、商业主义影响的通俗文学话语、后现代主义的话语、知识分子人文主义话语作为基本支撑。 知识分子小说的写作还与文学写作者的年龄、地域、经历、教养等有很大关系。大体说来，支撑九十年代文学写作的作家主要有两类：一是已进入中老年的“五七族”和“前知青族”；一是晚生代(新生代)和后知青(生于五十年代后期或六十年代初出生，仅仅赶上上山下乡运动的尾巴的作家)。“五七族”和“前知青族”都经过五十年代的理想训练和文革的灾难，具有丰富的人生阅历，这是他们文学写作的最基本的话语资源。而晚生代和后知青没有太多的精神拖累，也没有“五七族”和“前知青”的精神定力，因此，当他们重新思考知识分子身份、地位以及价值承担时，他们更喜欢用解构主义、享乐主义、游戏主义的态度来从事写作。由于以上原因，转型时代的知识分子小说大致可分以下三种类型，现在时写作；反思型写作；直面现实型写作。 二、导师之死，转型期的困惑。九十年代以来，导师之死成了一种普遍的文学现象，具有一种象征意味。它意味着一种集体无意识及对现实的集体性感受。文学作品中的死亡不仅仅指肉体的死亡、自然的死亡，而是代表了创作主体对现实的感悟，服从于人物塑造、情节结构的需要，代表了某种价值取向。这是一种价值轰毁的象征。 中国社会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市场成为支配社会生活的最重要的一个杠杆。市场经济遵循的是价值规律，以追求利益为其基本目的，它把任何一种产品的生产和消费都纳入市场的运作当中。转型时代的市场经济是一种不规范的市场经济。所谓不规范，首先是因为我们的市场刚刚建立，各种制约机制、规章制度还没有有效地建立起来，无法有效地防治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其次还因为政治改革滞后于经济改革，两种体制并存，这样很容易使权力参与市场运作。知识分子要想弘道，发挥现代知识分子的批判作用，秉持社会公正，必须投身于市场经济当中。但在市场面前，知识分子却面临一个难题:如何以一种冷静的眼光和批判的立场看待市场运作? 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是一个官本位社会，读书做官是知识分子最大的愿望。进入现代社会后，这些观念也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权力仍然是支配社会生活的最重要的力量。对权力认同，是天堂还是地狱，这在一些知识分子小说中有深刻的体现。 三、失态的季节:历史回忆的自我反思。知识分子是如何成为一个奴在J心者的，这是知识分子小说反思的一个重点。所谓的奴在心者，就是极左路线以“革命”的神圣名义，使本来具有知识分子操守的一代革命青年逐渐背弃自我、放弃独立思想，成为人格萎缩、不敢言说、惟命是从、陷入失语状态的“植物知识分子”。 如何从盲信到无信是知识分子小说反思的另一重点。知识分子经历了狂热、盲信、迷信的“恋爱的季节”后，在自己的命运大幅度转弯，精神上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冲击时，他们顿时进入了“失态的季节”。由于自身软弱的限制，他们中的大部分很快的妥协、退让，使人文精神大面积塌陷。他们在肉体和精神的双重磨难中，灵魂走向了麻木、冷漠、虚无。他们的冷漠导致了时代的冷漠和邪恶势力的空前嚣张，从一定程度上说明自身启蒙的重要性和急迫性。 四、铺花的歧路:反抗中的探索。知识分子的反抗，主要指面对现实的反抗，首先是对现实生活中种种不合理，非人性现象的反抗。其次是自我反抗，一种对知识分子自身的严厉批判和解剖，一种自我拷问和超越。知识分子在抗争的同时，也在坚守着自己的信仰。所谓坚守，即坚守知识者应有的心灵的洁净，在坚守中寻找和超越。 知识分子在反抗和坚守中开始了寻路，转型时代的知识分子小说重新接续了寻路这一主题，寻路成为这类小说的最大亮点。我往何处去正是这类小说表现出的最大精神焦虑，在不同的小说中，看到不同的精神路向，如宗教之路、民间理想主义之路、沉沦和堕落之路等等。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