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兰·巴特在中国的形象发生了四次转变：“形式主义者”一一结构主义者—后结构主义者——文化巴特。通过研究近三十年中国文论发展状况,我们发现巴特“形式主义者”形象出现在革命工具主义与审美自主主义的话语转换期,结构主义者形象处于审美特征论时期,后结构主义者形象迎合中国后现代主义的兴起,大众文化家形象的出现适逢消费文化的兴起。巴特在中国的形象转变与中国文论的发展密切相关。80年代初期,巴特文论趁着“方法论”的热潮引入中国,作为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理论资源参与了革命工具主义与审美自主主义的论战。巴特符号学科学阶段的作品被最先译介研究界通过借鉴巴特结构主义批评对线性、孤立、单一的社会历史批评进行反思。80年代中后期,由于文艺学学科自主意识的增加,研究界运用巴特文论重新认识了语言与文学及世界的关系。90年代,中国出现新的文艺思潮,文学及其文化实践不再依凭意识形态,放弃对永恒价值观念的追问。巴特文论参与了对“主体”、“历史”的解构。“作者死了”、“文本理论”、“零度写作”、《历史的话语》成为在文学理论研究与文学作品评论类文章中频繁亮相的术语。21世纪,由于消费文化、通俗文化的兴起,研究界关注的侧重点转移到巴特的文化符号学研究方法及日记体、自传式写作,有学者认为巴特晚期由学者转型为作家。巴特思想在中国存在两次质的转变,从保守主义的方法论者到激进的知识分子到敢于剖析自我的作家,我们不断发现前所未见的“新”巴特形象。巴特文论在中国接受的四个阶段与其自身的学术分期完全不同,巴特将自身的学术分期划分为：1953-1956年“社会神话”研究阶段,这一阶段致力于揭露资产阶级社会文化神话的运作机制；1957-1967年符号学科学阶段,这一阶段致力于建立结构主义符号学科学基础；1968-1980年“文本”阶段,这一阶段关注结构的差异性和符号的不稳定性,致力于通过写作达到文本的快乐。在西方学者眼中,巴特思想具有一致性。解码,揭秘意指过程,追逐文本的可写性,都是为了打破现存秩序永世长存的神话。巴特在中国学界的形象迥异于他在西方学界的形象,是中国当代文论发展的内因需求促成了巴特在中国的形象转变。因而,巴特文论在中国的接受史即中国当代文论发展的一个侧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