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作为我国亲属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家庭关系的和谐和社会的稳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我国现行的1991年收养法仅承认完全收养,随着2015年“二孩政策”的全面放开和201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的通过,现行的收养制度难以与相关法律政策相协调。同时,收养实质条件中对于收养人年龄和身份上的规定也不再适应复杂的家庭结构现状和实际收养需求,直接导致中国社会“收养难”“收养乱”的问题。本文旨在从现行各项制度法规存在的设计缺陷入手,根据立法中存在的诸多法律问题,提出具体重构建议,以期待为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收养立法修订提供些许参考。文章分为三个部分来论述我国收养制度的重构问题:第一部分是对我国收养制度重构的背景进行探讨和研究。分别从生育观念与社会收养需求改变、老龄化社会家庭赡养负担加重、“儿童最大利益原则”在现代收养立法中地位日益显现三个方面,阐述当前重构收养制度的必要性,分析收养制度重构之背景。第二部分是对我国收养制度自身设计缺陷进行分析。主要从收养人条件过于严苛、被收养人范围过于狭窄、异性收养年龄差距的限制条件不完备、继父母收养继子女规定不完善、收养条件缺乏实质审查和司法干预、涉外收养法律适用规定不健全六个层面,详细分析当前收养立法的现状和问题所在。第三部分是对我国收养制度重构的具体设想。通过借鉴其他收养制度较为完善的国家和地区的法律规定,针对第二部分的问题和不足,有的放矢地提出相应的措施和解决方案。使得收养立法可以适应当下社会的收养需求,与各个部门法律相协调,从而更加有序指导司法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