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四个现代化”的话语体系已逐渐被“经济体制改革”所替代，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一度成为改革的另一种说法。但随着改革的逐步深入，人们发现，经济体制改革也不可能单独进行，势必牵涉到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科技教育体制等等的改革，同时也带来了生产方式、交往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的变动，实际就是整个社会的全面转型。中国社会转型本质上是中国从前现代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历史性、整体性变迁，当下的改革，无非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中国近代以来一直未能完成的任务的一种集中而迅速地解决。正是在这种背景下，20世纪90年代，中国学界兴起的“市民社会”研究热潮，既是对西方学术界“市民社会”研究热潮的响应，也是对当代中国社会现实的一种理性思考。此前，中国学术界对于市民社会的了解与研究主要来自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著。由于特定时代话语系统的局限，那一时期的市民社会研究因缺少现实的参照，多停留在纯粹理论层面，而且普遍地是一种批判拒斥的立场。因此，对于中国的现实意义十分有限，甚至可以说，起到了一种消极的影响。改革开放30年，中国在物质财富增加、社会领域和社会结构分化的同时，智识资源也有了一定的累积，这种累积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理论开放性与包容性的学术回归。其中，市民社会研究“热起”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　　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中国学者从社会学、政治学、哲学、经济学、伦理学等各学科介入，以各自独特的思维方式审视市民社会理论，并就中国市民社会理论构建、中国市民社会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关系以及中国市民社会与中国现代化等理论与现实问题做出种种尝试性探讨。这些理论成果，无疑为中国社会转型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也为中国特色市民社会理论研究作了有益的探索。但同时也存在着一定局限:倾向于对诞生于西方社会的市民社会理论的“万能使用”，忽视了中国的社会现实与时代的转换。本文以一种批判的理性的学术立场，以马克思主义市民社会理论的基本原理为指导，认真系统地梳理、分析西方市民社会理论，以期深入理解和把握市民社会理论历史变迁的必然性与深刻性，透析中国社会的历史与现状。比较研究市民社会发育在西方发达国家与在像中国这样的后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历史作用，从而找寻中国特色市民社会构建、中国当代社会转型成功之可能的正确路径，并揭示出中国特色市民社会生成的世界历史意义。　　市民社会概念作为一个典型的西方语汇，要彰显其现实意义与理论价值，对其历史演变的进路加以考察与分析就成为首要的、必要的工作。概览西方市民社会理论的历史演变，无论哪一个历史时期，无论其理论研究的重点是什么，它都有贯穿始终的一条线索——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问题，正是基于对这一问题的不同回答，市民社会理论从古典走到现代再到当代，古老却又常新，形成了悠长而丰润的西方市民社会理论长河。本文依据市民社会理论的主题——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将之归结为四种模式。论文第一章也因此被划分为四个部分:一是古典意义上的市民社会理论模式，其主要特点是社会与国家重叠没有区分，与国家（社会）相对的是人类生存的野蛮状态。二是近代自由主义的市民社会理论模式，这一理论模式下仍然没有国家与社会的区分，与国家（又称文明社会）相对的是一种假设的“自然状态”，但与第一种模式不同的是，在财产问题上，有了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两分思想的萌芽。三是国家主义的市民社会理论模式，即市民社会理论的现代模式，它由黑格尔开启，其核心思想是政治国家决定市民社会，它对现当代的市民社会理论的影响力最大。四是现代西方新自由主义的市民社会理论模式，它代表了市民社会理论在当代的一种新发展。　　本文第二章，首先分析了马克思与恩格斯市民社会概念的基本内涵与发展脉络，并在此基础上深入挖掘了马、恩市民社会理论对以往市民社会理论的超越之处及其时代价值。马、恩立足于物质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从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相互关系角度来把握市民社会发展演变的规律，揭示了市民社会发展与人的政治解放的内在联系。本文认为，市民社会概念在马克思新唯物主义形成过程中是一个贯彻始终的概念，只是因论述的需要而在具体的表述上有所不同。而且，市民社会概念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进程中也具有很重要的地位，随着历史的演进被注入了新的内涵。其次，本文就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市民社会理论展开探讨。以葛兰西、哈贝马斯、柯恩以及阿雷托为代表人物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市民社会理论，依照西方社会与国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新变化，将黑格尔、马克思、恩格斯所倡导的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两元市民社会理论分析框架，发展为国家、市场与公共领域的三元架构。最后，本文阐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市民社会理论的时代价值。着眼于西方社会现实的变化，西方马克思主义市民社会理论把马克思主义市民社会理论推向当代，这一转向，引起了学术界的强烈关注，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当代市民社会理论研究的多元发展局面。而且，其研究方法与关注的内容，对我们今天中国特色市民社会及其理论的构建与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对市民社会理论历史嬗变作较为系统的梳理，其现实落脚点在于为透视中国社会转型提供一个新的视角。这即是本文第三章的主要议题。文章通过对市民社会理论一般性价值的分析，总结出市民社会与社会转型关系的重要启示。并且，以此为据回顾了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过程，借助于这一过程中对市民社会因素萌芽的清理，对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成绩与挫折加以检视。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转折点”，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中国特色市民社会的快速发展创造了良好契机。中国特色市民社会作为一个新生事物，正在快速成长。但与此同时，中国市民社会在较为快速的发展中也暴露出了一些缺陷，比如民间力量微弱、发展不均衡、局部发展混乱等，这其中有其自身的因素也有中国当代社会转型期施加的作用力。　　当今中国，与社会转型伴生的中国市民社会，它的健康成长已成为中国社会转型不可或缺的条件。所以，在此历史背景下，积极促进中国特色市民社会发展尤为必要。本文第四章就这一问题展开研究。首先对中国特色市民社会进行历史定位。本文认为:中国特色市民社会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一个必然结果;是现代社会政治民主、经济民主与社会民主的一种内在要求;是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持久动力;是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有力保障。其次，本文分析并概括了中国特色市民社会的特殊性:生成过程的建构性、与政治国家组织的互补性、权力诉求的有限性以及与中国传统的契合性。最后，论文就中国特色市民社会发展路径选择问题进行了探讨。　　本文第五章，在第四章对中国特色市民社会历史定位、特殊性与发展路径分析基础上，探讨了中国特色市民社会的世界历史意义。改革开放30年，中国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在中国当代社会转型的进程中，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市民社会兴起，与之相应发展起来的中国特色市民社会理论是基于对西方市民社会理论批判借鉴之上的一种新的探索与发展。它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道，正行进在一条探索的发展之路上，其经验与模式必将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新发展，对广大后发型国家提供积极的参考价值，并对当今世界发达国家的治理产生积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