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世纪末年日本丰臣秀吉侵略朝鲜的战争是东亚地区国际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但长期以来中、日、韩/朝三方学术界对战争的性质甚至战争的起因,往往有非常不同的观点。这些歧异的出现,不仅是因为丰臣秀吉表现出矛盾的政策,即一方面发动侵朝战争,另一方面则表现出对明朝主导的册封体系的认同,而且朝鲜统治者宣祖和明朝的应对之策也相当矛盾:宣祖虽然出逃并请求内附明朝,但又不希望明朝驻留朝鲜干涉自己的政务;而明朝虽然义无反顾地派兵援助朝鲜,但却招致藩属国的埋怨。这些不同的观点继而影响了对丰臣秀吉去世、战争停止后三方多项措施的理解和评价。本文探讨丰臣秀吉侵朝的目的,分析战后三国议和的各项政策、措施,展现十六世纪末东亚诸国间的外交博弈。第一章对传世中、日、朝的文献资料及传教士的日记进行了详细研究和分析,肯定了丰臣秀吉透过“多方渠道”使明朝知晓自己的侵略大计的事实,认为其目的是希望明朝可在战争与通交之间做出消耗行政、外交成本最低的选择;虽然丰臣秀吉侵略朝鲜有多种目的,但他在明朝加强沿岸防备的情况下发动战争,通过战争获得外交资本后,却提出大明、日本议和的要求,其核心是与大明通婚和朝鲜派遣王子为质。本文通过分析战争期间的外交文书认为,丰臣秀吉依旧认可以明朝为中心的册封体系,换言之,丰臣秀吉期待的是与明朝通交,加入册封体系,并在体系中占有第二的位置。第二章考察了壬辰战争末期明、日本诸将的议和、征伐日本之议、壬辰战争后的议和交涉、朝鲜议和态度的转变等事件,勾勒出战后东亚三国的外交动向图。首先,由于丰臣秀吉的突然离世,丰臣政权中枢希望日军能安全撤离朝鲜半岛。不过,虽然日本议和的核心条件仍然是朝鲜的进贡和王子为质等要求,与丰臣秀吉出征的目的遥相呼应,但日本已没足够的外交本钱维持政权中枢提出的指示。另一方面,明军将领之间对于议和没有统一的意见。因此,明、日将领之间达成的约定只是当事者之间的协约,对他人制约力很小,遑论国家层面。对于明、日将领间的交涉,朝鲜一如既往的否定。宣祖担心明军的驻留将继续影响朝鲜的内政、外交,因此转而直接和日本交涉,谈论两国今后的外交走向;而日本得到明军将撤离的情报,改变了议和方针。不过此时由于日本国内形势的变化,德川家康也加入议和谈判的队伍,积极地推动朝、日邦交的恢复。对于朝鲜而言,与日本的和好正是摆脱明朝军事与外交干涉的良机。换言之,朝鲜与日本恢复国交的交涉不仅受到本国国内形势的左右,更是深受东亚国际形势变化的影响,在三国互相博弈的推动下,逐渐地前行。第三章研究了明朝东亚战略的变化、朝鲜对于对马的外交策略和朝鲜派出的使者,探究东亚三国的政治博弈。由于期待明朝军队的撤离,因此,朝鲜转变态度,答应和日本交涉。然而,明朝对待日本的态度没有改变,因此,朝鲜与日本的关系,基本上仍是受到明朝东亚战略的约束。明朝军门万世德和邢阶上奏的朝鲜善后事宜清晰表明了明朝对朝鲜和日本的战略,即明朝认为朝鲜害怕日本的侵略,所以与“倭通款久矣”,故此回绝了朝鲜的要求。换言之,明朝放弃对朝鲜的直接军事、外交干涉或指挥。同时,明朝计划强化辽东整体的防御体系,以防朝鲜半岛再次生变。受制于明朝军事、外交的规制之际,朝鲜仍与对马进行交涉。在三国相互的政治博弈中,朝鲜希望能够避开日本带来的猜疑和摩擦。明朝经理万世德认为,朝鲜应当自己决定接受对马的羁縻或坚持与日本的交邻外交,但仍建议朝鲜与对马和好。然而接受明朝建议后,朝鲜却未真正落实与对马的和好协定。因为朝鲜始终担心自己与对马的交涉可能会恶化与明朝的关系,招致明朝的不满与猜忌。故此,朝鲜不顾明朝的拒绝,反复请求明朝派遣委官。不久,因为已经确认德川氏与丰臣氏之间的斗争影响了日本对外侵略的打算,朝鲜出于对将来政治风险的考虑,希冀将责任转移,所以总是以明朝不许为由拖延交涉的进展。在这场外交博弈战中,日本处于不利的地位,朝鲜明显占优。然而,只要没有同日本签订和好约定,朝鲜便不能完全摆脱来自明朝的军事、外交干涉。因而,朝鲜虽然占尽外交优势,却又不得不继续和日本交涉,而这种“围城”的局势,正是明朝对朝鲜内政的干涉的结果。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对大量日本史料的分析,由此对前人的论断有所调整。不过大量史料的分析,也可能会使行文不够简练。